▲以《红色警戒》等为代表的即时战略类游戏，以对单位进行部署和操纵为核心，相信这也是当初吸引我们的重要因素

如果对这个系列的特点进行描述，这就是“像国家一样思考”：其中，你像上帝一样俯瞰着世界，同时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抽象成了数字，所有的战斗都是数字与数字的对决，其中纵然有某些足以改变战局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这些人物依旧是数字——确切地说，它不过是一堆画像与一堆数学变量的集合。

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林林总总的“中间形式”，比如将RTS和《欧陆风云》结合起来的《全面战争》系列，还有以探索、侦察、扩张和统治为特色的《文明》系列。这些游戏的共同之处是：我们极少关心伤亡，而是更在乎如何进行高效的杀戮和奴役。正是因此，即使是现实中的温和玩家，在游戏中也常常蜕化成了极端分子或战争狂人。

早在2010年，就有一名叫莫妮卡·博茨（Monica Potts）的作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她写了一篇文章：”我是个女权主义者，为什么在游戏里成了保守派？”在文章中，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在《虚拟城市》中，我用铁腕镇压工人示威，以便让城市变得更加稳定；我让妇女待在家中，以提高全体市民的道德感和满足程度，这和我现实中的立场完全相悖，但期间，我并没有感到一丝不妥。”

▲《虚拟城市》，这部游戏曾让一个女权主义者发现，自己的信仰在游戏中原来可以一钱不值

相信不少玩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尤其是在笑着按下“屠城”按钮的时刻——既然如此，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虚拟世界中，他们会“像国家一样思考”，并把信奉的道德和原则贬得一钱不值？

事实上，驱动他们的因素，和驱动美国总统轰炸平民的因素是一样的：他们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也成了“体制”的一部分，为更好地掌控局势，他们必须跳出“普通人的视角”。

我们为什么要跳出“普通人的视角”？

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总是要透过远古的浑浊。

——约翰·格雷，《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作者

有史以来，人类在文化领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普通人的视角”完美无瑕。细菌可以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反应，树木可以释放挥发物与外界交换信息，甚至是鸟类也可以对地震做出预报。在我们周围，几乎所有生物都在以自身的视角感受世界，进而做出各种反应——这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然而，这种方式也有它的局限。

作为一名哲学家，约翰·格雷在2002年的著作《稻草狗》中写道：“从优胜劣汰的角度说，真理比谬误其实没有多少优势。”这是因为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决定优胜劣汰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的“行动”或“看法”有多么正确，而是在于它们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有多么强悍。

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正确”有时完全没用；同样，我们对“个人利益”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被纳入“正确”但“没用”的范畴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谈到“个人利益”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有更深刻的认识，但另一个方面说，这种观点其实很狭隘：因为社会要想实现高效运转，往往需要全体成员的协作，这时便产生了对“稳定”和“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呼唤。

从这种角度看，跳出“普通人的视角”成了一种必须，而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像国家一样思考”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其产生的利弊又如何？

我们为何会选择“像国家一样思考”

不能用虚幻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国家行为。

——亨利·摩根索，前美国财政部长

1998年，美国人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一本名为《为什么一些改造环境的尝试失败了？》书中简述了国家的历史。他指出，早期的国家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对手中的资源缺乏全面的认识。

比如，在古代，森林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供木材，是狩猎的场所，还可以供养居民。尽管意义重大，但管理森林的官员却更在乎账本上的数据：比如，这里是否有值钱的木材？这里的树是不是生长很快？这片森林是否靠近市集，从而便于木材出售？随着官员们愈发在乎木材收入，他们的视野逐渐变得专业和狭隘。很快，在他们眼中，森林不过是一处木材产地，至于它的额外价值，则遭到了选择性的忽略。

中世纪欧洲一副反映森林狩猎的细密画，文中提到的，关于管理森林的例子，其实和我们玩游戏时的心态相似，为了胜利，我们下意识地按照系统地指引，只关注其中几组关键的指标；为提升这些指标，我们下意识地抛弃了道德原则

斯科特在书中写道：

“（出于类似的原因），国家机关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责任，像一位生态学家研究森林那样，关注社会的每个领域。为方便工作，他们更愿意把社会抽象成某些统计数据的集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管理。事实上，直到19世纪，各国政府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因为它们的工作只有收税、执法和取缔等。”

就像植物、动物和人类一样，国家也只在乎与自身有关的事情。然而，国家除了对环境做出反应，还能主动改变环境。有时，他们会对社会进行改造，以便让它的运转更符合国家的意志：在语言、服饰、城市规划和度量衡等领域，相关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比如说西班牙的城市布尔戈斯（Burgos），它的道路以城堡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很多人认为，这种格局纯粹是艺术设计的产物，然而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权力才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作为布尔戈斯的设计者，建筑师阿尔贝蒂和帕拉迪奥都认为，鉴于敌人可能潜伏在城内，道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军队快速部署；所以，在设计时，他们令所有主干道都采用了放射状布局，而且大多笔直宽阔，目的就是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就能让士兵尽快赶赴城市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