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弥漫的川音，家家户户飘出的花椒辣椒香味，进入北京海淀区的后厂村，总会让人有种误闯某个川渝小镇的错觉。在西北五环外的后厂村曾经以“搬家”闻名。几年前，住在这里的以搬家为业的重庆人几乎占据了整个北京搬家市场的半壁江山，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搬家村”。

拎着妻子灌好的热茶，丁朝全向停车的路边走去

丁朝全一天要出车十七八个小时

丁朝全贷款买了辆10万出头的东风轿车

几年来，后厂村的重庆人来来走走，基本上保持了千人的规模。网约车兴起后，从2015年6月7日“第一个吃蛋糕”的重庆老乡赚到了钱，这里逐渐从“搬家村”变成了“快车村”。随着网约车平台“溢价”制度渐渐收紧和奖励补贴降低，到2016年11月12日，后厂村的大部分快车司机再次转行了。前后524天的时间，胡同的茶馆曾因司机们忙于赚钱而备受冷落，如今这里的麻将的声音响得比以前更早、时间也更长了。

海淀后厂村里的“重庆森林”

40岁的重庆人丁朝全是后厂村的一名快车司机。下午5点前匆匆吃了晚饭，丁朝全套上黑色棉衣，揣一包烟，拎一壶茶，像平时一样，抓起车钥匙从后厂村的胡同里拐出，准备出车。

拐出胡同口是西北旺二街，丁朝全的车停放在这条路朝南的路侧。道路两边，还停放着数十辆渝牌和京牌的小轿车。丁朝全说，这些车基本上都是网约车。

10月底，来自北京交通大学交通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调研的最新数据显示，“滴滴出行”在北京市的总注册司机数已超过150万，丁朝全和他的重庆老乡们正是这150万大军中的一部分。

24小时的一个周期内，快车平台结算出的接单金额显示，丁朝全收入547元，刨除245元的油钱，这一天，丁朝全挣了302元。不过丁朝全还是摇了摇头：“和去年热火的时候比起来，这个数差了两三倍。”

丁朝全2015年6月注册成为一名快车司机，在此之前他开了6年黑车，更早的时候他和众多老乡一样在后厂村做搬家生意。

丁朝全印象里，从1993年开始，家乡重庆彭水县新田镇不断有村民在“探路人”的带领下一波一波涌向北京的搬家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村民远离家乡闯荡北京干起了搬家工，本地老板出车有资源，村民们出人力领工钱。随着时间推移，最早一批积聚了人脉和市场的搬家工转型做了老板：买几辆货车，雇一批重庆老乡当工人。

此后的多年里，依托同乡关系，重庆彭水县的村民们一带一走出川渝小镇，逐步占据北京搬家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后厂村，也渐渐成为重庆老乡们在北京的聚点，成了名副其实的“搬家村”。

据村民们自行统计，租住在“搬家村”里从事搬家工作的重庆彭水县人至少超过1000人，而搬家用的货车和面包车一度超过500辆。

“搬家村”的首个快车司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重庆人涌入北京，搬家市场的“蛋糕”不够分了。丁朝全直观地感受到，搬家行业在2008年前后出现了分水岭，有人几个月内挣了90万，在北京安家落户，有人接不到好活、开不出工人工资。丁朝全说，他属于后者。2009年前后，眼看着生意萧条，丁朝全被迫开始第一次“转型”：他卖掉了搬家用的一辆小货车，入手了一辆二手别克，专职开起了黑车。

“提心吊胆”此后伴随着丁朝全很长一段时间。“从乘客上车到下车，整个过程中神经都绷着，要留心被抓。”丁朝全说，被抓意味着被罚，最多一次，他被罚了6000元，还被扣了车。

“过得很艰难，罚怕了，好几次我犹豫着还要不要继续开黑车。”2015年北京城里开黑车的同行们却无暇理会丁朝全的纠结，当年5月，“滴滴快车”上线，随即给越来越火的网约车行业添了一把新柴。

数据显示，自2015年5月滴滴快车上线开始，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市的“滴滴快车”订单量达到局部峰值日均40万单，同时，其注册司机数已经接近70万。

正苦于担惊受怕中的丁朝全，抓住了这次“机会”。

6月份一个闷热的午后，丁朝全在哥们儿的建议下，注册成为一名快车司机。干了两天，他决定：不开黑车了，按时按点做快车司机。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6月7日，确实能挣到钱。”丁朝全成为快车司机后，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每笔订单的提成收入、订单完成奖励和高峰时段的翻倍溢价，丁朝全毫不讳言：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后两者。每笔订单，平台要收取21.77%的提成，余下车费归司机所有。“订单完成奖励”也被叫做“冲单奖”，是平台为了留住能长期提供服务的司机而制定，“最开始一天跑够10单奖励100元，跑够20单奖励200元”，而“溢价”奖励则是分时段给司机计算补贴，“高峰期曾给到过车费的4倍甚至6倍”。

一天出车10个小时，收入1000多元对当时的快车司机来说属于常态。丁朝全成为快车司机“挣了大钱”的消息，很快在后厂村胡同里的小茶馆传开。最多的时候，一天曾有七八个老乡来向他“取经”。不断有人来问他：一天能挣多少钱，能拿多少补贴和奖励，怎么加入，哪片区域好跑？

抱团取暖的渝牌“快车队”

豆铭紧随着丁朝全的脚步，租了一辆车加入了“搬家村”的快车队，每天早上六七点出车到夜里收车，快车“刚火起来的那段时候”，豆铭每个月都能挣一万多。但租车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刨去租车费和油钱，保底也能挣到六七千元”。

任川租住在丁朝全对面，同属于最早向丁朝全“取经”的那波老乡。和豆铭不同，对“快车”，任川小心谨慎，却也蠢蠢欲动。观望了小半年，春节后他说服父母拿出积蓄，买了一辆10万出头的新车，由于没有北京号牌，任川办了一个重庆老家的牌照。

置办新车，几乎成了后来“搬家村”的年轻人们加入快车队伍的“标配”。任川算了一笔账，如果不买车，租一辆车一天要花150元，“一天出车能跑13到14个小时，接20多单，满打满算收入400元，刨去租车花的钱和油钱，也只剩几十块了”。

后厂村外，原本停放搬家货车和面包车的西北旺二街，逐渐被加入快车的小轿车队伍占据。在这里，渝牌车最多，早年间重庆老乡们办下来的京牌次之。

丁朝全和任川回忆，2015年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算上西二旗、软件园和后厂村这一片，能有四五百名快车司机”。仅是丁朝全居住地邻近的三条胡同里，他熟识的快车司机也有六七十人。

从“搬家村”里衍生出的“快车队”，仍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快速生长。

按照不同地域，快车司机们结成了不同“帮派”，划分了不同片区。丁朝全和任川属于“重庆的”，此外，还有来自河南、河北的网约车司机，都建有各自的微信群。早晚高峰期间，后厂村附近的百度、联想、软件园，是快车司机们的“必争之地”。

“出车前，我们会约好，重庆的去了软件园7号门等着，河北的或者河南的就不会跑过来。”任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