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运动比赛的荣耀从未垂青于他。虽然Hassabis是利物浦球队的忠实粉丝，也喜欢观看所有的体育比赛，他4岁时开始下国际象棋，只有仅仅一年就在国内立于不败之地，并在不久之后世界无敌。想必这很明显地预示了他日后的生命将以脑力为重心。

1976年的伦敦北部，他诞生在一个有希腊-塞浦路斯混血的父亲和新加坡-中国混血的母亲的家庭中，是3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父母都是教师，曾经开过玩具店。他的妹妹是一位作曲家和钢琴家；他的弟弟研究的是创造性写作。对科技的热情并没有盘踞在这个家庭中。“在我家，我绝对是一头奇怪的黑羊，”他开了一个玩笑，回忆起他小时候怎样把国际象棋比赛的奖金花在当时的个人电脑ZX Spectrum 48K和Commodore Amiga上——买回来以后，他立刻将它们拆开，找出了如何编程的方法。“我的父母都是不喜欢新科技的人。他们不怎么喜欢计算机。他们有一些像波西米亚人。我的妹妹和弟弟也都走了艺术家的路线。他们没有一个人真的对数学或是科学有兴趣，”他耸了耸肩，有些抱歉的意思，“所以，好吧，这有些怪异，我不太确定（我的）这一切是从哪儿来的。”

他的公司在谷歌收购时只有50名员工，现在已经雇佣了接近200人；他们来自超过45个国家，将位于伦敦国王十字地区一角的大楼的6个楼层都占满了。Hassabis下定决心要让他的公司接近他的根源，无论受到何种搬迁的压力（想必也包括搬迁往硅谷山景城）。

“伦敦北部生养了我，”他提醒我，“我绝对热爱这座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留在这里：我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说伦敦不能拥有一个世界顶级AI研究所。而且我对于我们所在的地方感到非常自豪。”所有的房间都以智力上的巨人命名：特斯拉、拉玛奴江、柏拉图、费曼、亚里士多德。还有玛丽•雪莱（他是粉丝吗？“当然，”他向我保证，“《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我读了好几遍。时刻记得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一楼是一间咖啡屋和裸露着砖块结构的接待台，摆着储存椰子水的冰箱、桌上足球机和沙包，就像你对一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科技公司的期待一样。上楼以后，在原本的楼顶上是新添的现代开放式结构，放眼望去，满目都是伦敦的屋顶风光，美丽得让人难以抗拒。

星期五的晚上，DeepMind的员工就在这里聚会欢饮。一位员工热情地向我描述这个聚会，说是“醉人地结束一周”的方法。社交是一种内在生活方式：他们告诉我DeepMind内部有跑步俱乐部、足球队、还有棋盘游戏俱乐部。墙上有一幅带有可移动照片的位置图，上面标明了每个人在特定某天会出现在哪张办公桌上（hot-desking）。这是一种激进的开放式环境。走廊中与我擦肩而过的工程师们——大部分是男性——粉碎了我对于在科学的枯燥角落工作着的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些家伙看上去健康，快乐，又酷炫。不得不说，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才智的迷人气息。尽管有许多谷歌的最大竞争对手们都越来越多地重视起AI，更不用说全球的一流大学了，但是毫无疑问，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们都在排着队想进入这里工作，到现在为止离职率还是漂亮的0%。

“我们真的很幸运，”Hassabis说，他将他的公司与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类比，因为他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集结起来的研究人员的质量和DeepMind的野心都让人惊叹不已。“每一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都能够从每个国家获得最好的科学家。所以我们将会有，比如说，波兰的奥林匹克物理冠军，法国的顶尖数学博士。我们已经有的想法比我们已经有的研究人员还要多，不过与此同时，青睐我们的优秀人才数量也比我们能接收的还要多。所以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位置。唯一的局限是，在不伤害公司文化的前提下，我们能吸收的人员数量。”

这种文化不只是沙包、免费的零食和屋顶的啤酒。Hassabis坚持不让谷歌的收购以任何方式强行影响他自己的研究路径，他估计自己花费了“至少和思考算法一样多的时间来思考DeepMind的运转效率”，并将这家公司描述为“调和了最好的学术圈与最激动人心的初创企业，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来为创造力和成就助力。”他好几次提到“创造力”这个词，他观察到，虽然他接受的正式训练都来自于科学领域，但是他“本能地站在创造力或是直觉的一侧”。“我谈不上是一个标准的科学家，”他评价道，看上去并无讽刺之意。对于DeepMind的构造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被他称作“胶水大脑（glue minds）”的人才：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理解无数科学领域、以此“用某种别具一格的方式找到不同领域间的连接点、随后迅速鉴别出有前途的交叉领域连接可能是什么”的博学者。符合标准以后，这些像胶水一样的人才可以每隔几周在工作中的小组中登记信息，随后快速灵活地在需要时调用资源和工程师。“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让人吃惊的天才研究员，那么几乎立刻——与学术圈中不同——就会有三四个来自其他领域的人可以接过他的指挥棒、将自己的智慧添加进去，”他这样描述道，“这会导致令人震惊的结果的产出速度非常迅速。”启动于仅仅18个月前的AlphaGo项目就是对这一点的完美阐释。

每天晚上，Hassabis都要登上北线列车，及时回家与家人团聚、享用晚餐。他们居住在海格特，离他长大的地方不远。他的妻子是一位意大利分子生物学家，研究的是阿兹海默病。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9岁。Hassabis会与他们一起玩游戏、读书，或是帮他们一起做作业（“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着聪明才智，但是他们几乎就像我对立的两面，一面是科学，一面是创造”）。

他会带他们上床睡觉，就像任何一个普通人家的父亲一样。随后，大概晚上11点左右，当大部分人可能都合理地预计将要睡觉了的时候，他开始了他自己说的“第二天”。与美国方面的常规Skype通话将会持续到凌晨1点。之后是“纯粹思考的时间。直到凌晨3点或是4点之前，那是我用来思考的时间：思考研究，思考我们的下一个挑战，或是写一份算法设计文档”。

并没有太多真正的AI代码，他承认，“因为我的数学现在已经不行了。这更像是直觉性的思考。或者可能是对公司的策略性思考：如何扩张它，如何管理好它。或者可能只是我从一篇文章里读到的东西、或是那一天从新闻里看到的东西，我会思考我们的研究能如何与它相连。”

这让我想起了AlphaGo，它就在谷歌强大到难以想象的计算云中，不停地下棋、下棋、下棋，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自我提高，因为它学习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不停地做下去…

“它休息过吗？”我问。

“没有。无休无止！它甚至没有圣诞假期。”

我犹豫了一下。“它需要休息吗？”

“也许它就喜欢这样，”他驳回了我的话，眼神闪亮。

懂了。所以Hassabis自己呢？“绝对是超人，”他的一位同事顺口告诉过我。他关机休息过吗？他能够让自己关机休息吗？“这很难，”他承认，“我从来没有真的感到过工作与生活对立的问题；它们是同一张画布上的部分。我的确喜欢读书、看电影、听音乐，但这些都倾向于和我做的事有所关联。”（他是一个影迷，与最近执导AI电影《Ex Machina》的Alex Garland是朋友；他也提到了他刚与美国电影制片人Brian Grazer见过面，那是一个“真的很酷的家伙”，而他们的会面讨论的是，你猜得到的，就是AI）。“我的大脑就是为它而运转的。”

那他的孩子、朋友、还有日常生活呢？“当然，我在试图保持脚踏实地，否则我会变得有点疯狂。关于孩子，最神奇的一点是，他们是唯一能让你以类似的方式度过时间的存在。”

“如果存在超越了人类智能的数字智能，那么‘助手’这个词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描述了。”—Elon Musk

他和自己的朋友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在U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