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4月9日，富士康媒体办主任刘坤回应本报记者说，“其实中国都是这样的，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拿着最低的代工费用，这种关系是传递的。”

　　他还表示，“现在关于富士康员工问题的争议，更多是第三方从外部做出的臆断，其实富士康的员工和企业当事双方并没有这么多的矛盾。” 此前，刘坤已对媒体承认，“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按照富士康内部人士的介绍，目前80后、 90后的员工已经取代了老一辈员工的主体位置，但是如同其他企业遇到的情况一样，之前的老一辈员工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很好地工作，而新生代员工的生活条件虽然变好了，却出现很多管理上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4月9日当天，深圳沙井一家名为“万丰旭丰厂”的企业的一位18岁的湖南籍女员工选择了跳楼自杀，而当天南山区白石洲一位求职未果的22岁男子也选择了跳楼轻生。

　　一位来自湖南的富士康员工告诉记者，本来毛利率就偏低的富士康为了应对员工待遇提高的成本压力，其管理上投入势必将有所减少，这可能是富士康员工意外事件不断发生的内因之一。

　　对于富士康的员工“自杀事件”，著有《郭台铭与富士康》的财经作家徐明天认为，“显然这已经不再单纯是富士康的问题，在深圳的年轻打工者中，甚至大学生群体中，如果再不加以疏导和控制，其危害将非常大。”

　　央视著名评论员王志安则告诉记者，失范型自杀的广泛出现容易传染，因此企业进行员工心理干预非常必要。王志安表示，在层出不穷的员工自杀事件背后，既有企业自身管理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平衡给员工心理的冲击，其危害已经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富士康内部也意识到了员工心理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精力去处理，富士康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告诉记者，富士康目前的普工大多数是80 后、90后，这部分群体自我意识很强，多沉迷于网络的虚拟空间，很少与身边的同事沟通，这也导致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