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坊间对于生物育种新技术的争议从未停止，但作为与“大飞机”同等重量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玉米、大豆等相关农产品的产业化进程仍在行进中。

在此背景下，能否有新产品在“十三五”期间落地，已成为业界与坊间颇为关注的焦点。

只不过，如何推进相关技术发展，还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政策缺陷、产业发展、公众认知——远不止“安全性”争论这么简单。

效果明显，抗虫玉米仍难进市场

9月6日，长春市西南，位于公主岭的玉米、大豆试验田中，一株株玉米已近成熟，挺立的茎秆与宽厚的绿叶，簇成一片片“青纱帐”。

走进帐里，田地被人行的道路分割成块状的方阵，每一个方阵，都有着不同的标牌。

这里的玉米，是由各研发机构委托种植的抗虫、抗除草剂玉米实验品种，及其相应品类的普通产品“对照组”，秋季收获期将近，所有玉米正等待着被收割、被“拣阅”。

某种意义上说，能够进入这片田地的试验阶段新品种玉米，都是“成功者”。因为在进入大田种植实验前，它们已经过了层层筛选，从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开始，至少已经过了七八年的实验过程。

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郝东云眼中，采用先进生物育种技术的玉米有着极为鲜见的优势——玉米田中，普通品种玉米的叶片与果实上，能够看到清晰的虫眼乃至活虫，虫蚀严重的位置，玉米秆甚至已被咬折；而就在相隔不足5米的抗虫玉米上，几乎看不到明显的虫咬痕迹。

造成这一差异的，正是生物技术育种的效果：东北作为中国玉米主产区，最易受到的虫害为玉米螟。通过生物育种技术，人们可以生产出专“克”玉米螟的玉米，在不改变玉米其他性状的同时，减少病虫害对于玉米生产的影响。

郝东云表示，抗虫玉米可间接增加玉米产量8%至16%，并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

这一效用，已在抗虫棉花的推广中得到证实。

据统计，截至2015年，抗虫棉花累计推广4亿亩，占国内市场份额95%，减少农药用量40万吨，经济效益约450亿元。

然而这不意味着，田地中的试验玉米品种能够成功通过所有检验，走向市场。按照我国现行农作物的管理办法，转基因作物在商业化种植前，不仅需要获得安全证书，还需要获得品种审定证书、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

实际上，自从生物技术育种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来，国内尚无新研发的相关农作物得以进入国内市场，这显然与“提高农业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的专项目标不符。

安全无忧，抗除草剂大豆有望面世

尽管官方从未对相关产品的产业化进程缓慢做出解读，但坊间的猜测早已取得一致：生物技术育种的公众争议巨大，其中，争议最大的仍是其产品的安全性。

在9月初举办的媒体研修班上，农业部科教司生物安全与知识产权处处长林祥明亦再次强调，转基因产品是迄今研究最为深入、检测最为全面、监管最为严格的一类农产品，获得相关安全证书的农产品并无安全问题。

在农业生物领域科学家张世平眼中，由于可以少施农药等原因，其产品较普通食品甚至更为安全。以抗虫玉米为例，不抗虫玉米为抵抗虫害必须喷洒大量农药，而被害虫啃咬过的玉米，很容易因雨水侵蚀发生霉变，产生强致癌物黄曲霉素。

而在问题的另一面，尽管相关作物产业化未获决定性进展，中国已为产业化积攒了大量核心技术与专利。

“从批准的专利数来看，1980到2014年，美国是第一，中国第二。2014到2015年全范围里，以水稻为材料发表在CNS（指Cell、Nature、Science三大科技杂志）上的论文，全球是16篇，中国占11篇。”中国工程院士、生物技术育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工程师万建民介绍，重大专项中，既有植物也有动物，主要品类为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猪、牛、羊，从研究水平看，我国的整体研究正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

只不过，研究所中的成果，并未能转化成经济效益——以大豆为例，2015年，中国进口大豆达到8169万吨，创历史新高，其中绝大部分均为抗虫、抗除草剂大豆，而相应的品种却未获准在中国种植。类似“能用不能种”的处境，同样发生在玉米等作物中。

万建民坦言，产业化的顺利与否，首先取决于产品本身是否过硬，能否同时打败国外产品。从目前看，我国自主研发的抗虫水稻有足够的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研发的新品种，还将具有本地化优势，张世平介绍，农作物的害虫有地域性，如亚洲玉米螟。国内企业可以针对中国的市场，专门研发相应的抗虫产品。

“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如果十三五期间还没有产品上市，那将会是非常难堪的一件事。”有专家表示，作为与“大飞机”同等重量的科技专项，至少应有一两个品种商品化，否则将意味着该专项的推进失败。

“我觉得产业化的突破口，应该是抗除草剂大豆，还有抗虫玉米。”万建民表示，中国每年进口大量大豆，因此有此类产品的需求，同时该类产品的技术亦日趋成熟。与此同时，作为加工原材料和饲料的大豆与玉米，也符合我国生物技术育种推进从“非食用”到“间接食用”再到“直接食用”的三步走计划。

政策障碍，标识标准向科学转轨

在技术积累的同时，相关产业政策也在为产业化进行着改变。

2015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种子法》修订案，其中对生物技术育种作物的审批、管理等问题做出了进一步明确。而此前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也对相关监管做出了更详细的规定。

等待修改的，还有涉及食品标识的行政管理办法。如按照我国现有的标识规定，相关产品必须“定性标识”，即产品中含有相关成分就需要标识。在越来越灵敏的检测手段下，这种要求已不符合实际，亦有悖于世界各国现有管理办法。同时，面对多数在市场散卖的番木瓜，统一标识也很难实现。

对此，林祥明表示，目前正在大力推动转基因食品由定性标识改为定量标识。这也标志着我国产业政策正转向更为科学、理性的方向。

“十三五的科技创新规划公布以后，不等于产业化就指日可待，中间的障碍、问题还很多。”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产业化需要民众尤其是管理部门官员的观念进行转变，同时，不适于产业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也应该进行调整。如我国现行的部分安全评价、品种审定规定，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没有科学根据，“最近要尽快地把品种审定这个事明确，不能发了安全证书以后，再回过头来搞三五年的品种审定，这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