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存在过，将其“无名化”，比如近日重新发酵升温的巴勒斯坦问题。虚线法也被用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边界线的标记中。

▲2010年谷歌地图几乎导致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发生战争。

其间，由于谷歌地图引发的这些地缘政治冲突，所涉国家的民众曾进行过多次抗议活动，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2010年，由于谷歌的标注有误，差点导致尼加拉瓜与哥斯达黎加两国之间爆发战争。最近巴勒斯坦人发生的这起抗议浪潮只不过是针对谷歌又一次碰触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而爆发的民愤。据英国《独立报》称，从2013年起，谷歌就将Google.ps中的“巴勒斯坦国土”（Palestinian territories）改为“巴勒斯坦”，这被认为是一种对其事实上的国家身份之承认。事实上，2013年，联合国首先承认了巴勒斯坦是一合法的主权国家（de jure sovereign state）。因此，谷歌突发的“无名化”之举遂被巴勒斯坦记者论坛斥责为对其民族历史、地理空间及重返故土权的有意歪曲与抹煞。

那么，问题在于，如今已经拥有本国地图的各个国家为何还汲汲于争取谷歌地图的标注与认可？谷歌地图能让诸多地区或国家“消失”，其话语权力究竟有多强大？它为何能够穿越五十多个国家的领土，在其政治版图上为其分别绘制地图、拍摄卫星图像，甚至有时还能将对方一些涉及国家机密的建筑也标注到地图上，这除了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强大的逻辑？

谷歌的监控资本主义与数据圈地运动

谷歌的标志性存在是其无与伦比的互联网技术。在哈佛商学院肖珊娜·祖博福教授看来，谷歌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通过搜集用户的各种行为信息，对其实施汇总、监控与修正，并由此谋利，她称之为“监控资本主义”。一方面，外媒对谷歌或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之间存在信息安全合作、或被后者入侵数据中心导致数亿用户账号被监听的报道引发世人对互联网隐私的密切关注，因此，谷歌这种全方位渗透至他国境内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必然与传统国家对地图制作的规范性管理发生冲突，比如中国政府至今仍然禁止境内大陆居民使用谷歌地图，而谷歌地图日前请求将韩国地图输出境外的申请也遭到了韩国政界、媒体和普通市民的反对，二者的理由都是基于对本土重要设施遭遇安全威胁的担忧，这可被视为一种发生在政治正义论范畴内的矛盾。其二，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使用已被大多数人理解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它为众多在空间可达性上深受限制的人们提供了发现世界、改变自我命运的可能。也正基于此，以数据支撑的互联网被认为是公平、民主、自主、平等的无限载体，而当谷歌对所有人都实施了密集的监控并进而用来谋利之后，它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已经形成了一种数据圈地运动。配合着军事力量及大众传媒为主导的文化霸权，谷歌地图成为其实施新型资本主义扩张的强有力的工具。在这样的强势功能之下，对其寄予自由梦想的人们就会忽略，巴勒斯坦不只在谷歌地图上被去除，在很多其他版本的世界地图中其实也无法找寻。迄今为止，巴勒斯坦尚未真正建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坚称巴勒斯坦暂时不是主权国家，而在日常生活中，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两国民众多年来杂糅共居，其地理界限有时并非那么容易区隔。种种原因或许都导致了巴勒斯坦在诸多地图中的缺席。

谷歌对此事件已迅速作出回应，我们看到，它对知名消费电子产品网站“瘾科技”（Engadget）的说法如下：首先声称从未在谷歌地图上标注“巴勒斯坦”，因此就不存在“去除”问题，这一回答已被多家媒体与网站否认；其次是最近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能够删除“西岸”和“加沙地带”名称的漏洞，谷歌表示会尽快重新在地图上标注这些名称。连线杂志（Wired）上，莉比·普拉玛（Libby Plummer）在同一天即8月10日发表的文章《谷歌地图否认删除巴勒斯坦，引发网络热议》（Google denies deleting Palestine from Maps following online uproar）所提供的资料大致相同，亦提及谷歌从未标注巴勒斯坦在谷歌地图上之存在，但与“瘾科技”另有差异。普拉玛提出，网上请愿活动已经进行好几个月，而漏洞问题最近刚刚发生，因此导致很多人误以为谷歌地图“删除”了巴勒斯坦。这位自由撰稿人还认为，谷歌的地图信息有一部分来自当地的第三方提供者，还有一些本身属于公共资源，所以谷歌地图的可靠度部分要倚赖于这些信息源本身的可靠度，尤其是那些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所提供的信息。另外，莉比·普拉玛认为谷歌在2013年的更名行为表达了该公司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但是她并没有解释谷歌如今为何又对巴勒斯坦作为国家实体的独立性矢口否认。

如果说，这两篇文章所提供的回答还算有理有据，那么《边防哨所邮报》（The Frontier Post）所转载的一篇于8月11日发表的文章《谷歌说它并未从其地图中删除“巴勒斯坦”》（Google says t did not delete‘Palestine’from its maps）却颇有些令人费解。该文认为，在网络中，对谷歌是否说过巴勒斯坦从未出现在谷歌地图上这一有待证实的说法已演变为一种传说，虽然《纽约时报》曾明确肯定谷歌对此问题的态度。谷歌一位女性发言人伊丽莎白·达维多夫（Elizabeth Davidoff）在邮件中说，公司从未在地图中使用过“巴勒斯坦领土”这样的标签，在受漏洞影响之后，“加沙地带”和“西岸”两标签都已恢复标注，它们与以色列之间以虚线相隔，暗示这两个地区属于“有争议的领土”。或许最令巴勒斯坦的支持者们不解的是，达维多夫提出，将“巴勒斯坦”这个词语从谷歌在其本地的网页中删除，“原因是美学的，而非政治的”，“是为一个以奥运为主题的谷歌涂鸦（Google doodle）腾出空间，公司有时会采用这种设计方式来向用户致意，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可能都用一些主题语来欢迎来访者”。这位发言人还否认了网络中流传的一种删前-删后对比照片。

谷歌自己的回答版本不一，前后多有矛盾，势必难以抚平众人之怒，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目前网络媒体中针对谷歌的官方回应也已延异出诸多各不相同的再阐释版本，短短的时间内这些文本已令我们这些不在“现场”的他者眼花缭乱。由此我们或可认为，这种依靠数据支撑的信息资本主义经济其实难以承担在互联网中实现所谓的公平、平等、真实之理想。尤其是，发言人达维多夫的解释令一场争取民族身份认同的政治话语斗争变得颇为尴尬，公司以美学行动作为理由，与那个东方民族的沉重历史、民族情感瞬间摆脱任何关系。还有人因此将抗议运动归为人们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变得感情用事，因此不能细加辨析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当前的这些反对者而言，他们对其他版本的地图漏掉巴勒斯坦能够无视或者忽略不计，而更多通过社交媒体对谷歌地图进行反抗，一方面证明了谷歌和美国所代表的信息资本主义的强大辐射力，显现出当代数字地图技术对现代人世界观、民族观的塑造与影响能力，另一方面或许暗示，种种由谷歌地图的标注问题所引发的政治争议需要寻求更为有效、有力的其他解决方式。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谷歌地图的政治功能日趋隐蔽化。早在2013年，谷歌地图推出的个性化、实时服务就让互联网业震惊，“未来的搜索从地图开始。今后的所有商务活动都将通过地图展开，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运用大数据技术将用户所有的个人行为、偏好汇总后，配合着功能日益完善的自移动设备，谷歌为用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地图，正如今天我们打开淘宝，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界面。地图竟然以这种方式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印证了德勒兹的判断，“控制的社会正在取代惩戒的社会”，这或许是谷歌地图目前所发挥的最大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