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披露我国宽带速率不及经合组织国家的十分之一，资费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经过整改，2013年电信的单位价格由2011年的19元/M/月下降到9元，平均接入速率翻番，联通的价格也从14.9元下降到8.2元。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罚款不是目的。那么反垄断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

许昆林：目标是营造一个竞争的市场和公平的秩序。

以我们对三星等六家液晶面板生产商的查处为例，这是中国首次对境外企业罚款，为中国消费者争取了更长的无偿保修期，也为产业赢得了获取同等高端产品和新技术采购的机会。

正如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所要求的，反垄断将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创新拓宽空间。

“舍得一身剐”的调查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进行一场现场调查取证？

许昆林：反垄断局有2个调查处，每个处4个人，共8人。每个人都要查大量案件，要处理的头绪特别多。

我们也遭遇过现场对抗和软抵制，所以外围调查很有技巧、不能打草惊蛇。譬如查乳粉企业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案，他们曾在邮件中建议不要用书面沟通，要口头表述。这些内容我们都是在已删除的邮件里找到的。

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有违法事实，就没有不被发现的。

我们有技术人员，会找下游、找交易相对人协助调查，也有政策。第一个主动报告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可以免除处罚；第二个可以按照不低于50%的幅度减轻处罚。

《瞭望东方周刊》：5年前你调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时，中国的反垄断工作刚刚起步，反垄断局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许昆林：2009年12月，我调入价格监督检查司时，司里共有6个处、26人，其中一个处负责价格反垄断，仅有两个人。

那时正是“蒜你狠”和“豆你玩”流行的阶段，部分农产品[-10.01% 资金研报]正疯狂涨价，国务院开会研究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就去调查，去找蔬菜协会大蒜分会和绿豆分会。

2010年7月，重罚了一批串通涨价、哄抬农产品价格的企业。其中，串通、捏造散布绿豆涨价信息、操纵市场价格的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被处以100万元罚款。

通过整治，农产品价格回归平稳。2011年7月，价格监督检查司获中编办批复，更名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编制增加了20个，达到46人，处室增设4个，也批准了8个省市对各自的价格反垄断部门进行扩编，总计150个。

《瞭望东方周刊》：据称，调查处的处长出发前都要听《拉德斯基进行曲》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壮行，有这么艰难吗？

许昆林：我们的执法环境还不够好。我给他们讲过，执法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还把监管与发展生产力相对立。其实监管就是生产力。譬如三聚氰胺事件，就是监督不到位，给奶企带来多大损失！

但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执法部门，执法可能受到干扰。现在，对行政执法还是不够重视。我的想法是，必须全国统一执法尺度与标准。

市场化程度越高、反垄断任务越重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从事价格检查和监督工作，在你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垄断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当前的反垄断形势总体情势怎样？

许昆林：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只有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才有垄断与反垄断。企业在竞争中为了减轻压力，就会想办法挤垮竞争对手，取得垄断地位，实在不行就会“横向卡特尔”。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化程度越高、反垄断任务越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反垄断任务就更为重要。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执法者，你如何评价当前的《反垄断法》，对其未来修法有何期望？

许昆林：《反垄断法》是一部比较先进的法律。毕竟是博采众长，吸收了欧美国家百年经验教训，少走了很多弯路。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

譬如说违法所得的计算问题，实际上很难计算，国外是直接按销售收入处罚，但我们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建议可以取消这个规定，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效率、减少争议。

另外，在美国“横向卡特尔”可以判十年以下徒刑，我们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以后也可以有。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与国外反垄断机构交流情况如何？他们如何看中国目前的反垄断工作？

许昆林：我们与欧盟交流特别好，派出了三批干部去欧盟反垄断竞争总司工作。

我们每年也会联合做两次“竞争周”活动，他们对我们很了解，所以无论公开私下，欧盟的反垄断机构对我们的工作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

我们与美国每年有个部长级的对话互访，中美双方反垄断执法机构每年轮流举办一次反垄断高层对话，通报各自竞争立法执法和相关政策最新进展。

有人说中国已成为继欧盟、美国之后的反垄断第三专区。质疑者说我们外行，但真正的内行从来不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