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个月来,富士康科技集团已发生9宗员工跳楼事件,结果7死2伤。悲剧为何一再重演?记者带着疑问再度聚焦富士康,对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坠楼员工生前好友及企业的多位普通员工进行采访。
争议主观客观谁是主因?
问:作为这些员工的密切相关者,究竟如何看待悲剧的深层原因?
刘坤:除最近一位坠楼员工警方还在调查外,前8位员工的加班记录和考勤记录良好,也没有发现向工会投诉和向“关爱中心”求援的记录。所以,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
曾红领(第七位坠楼者卢新的工友):卢新太要强,因为家里困难,父母借钱供他上学,他经常说要赚钱回报父母,想法也很多,但都不太现实,所以没有方向感,他说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我觉得他跳楼主要是个人原因。
程林(富士康员工):在生产线上,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万一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
肖水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难形成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富士康在深圳有40万员工,有效管理非常不易。富士康同一宿舍的人在不同岗位上工作,员工间缺乏交流。当员工存在精神健康问题时,很难发现并及时获得有效帮助。
是非“血汗工厂”与“围墙管理”
问:目前外界有不少人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这与工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有何关系?
刘坤: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富士康在制造业中地位出众,不会因为现在所受到的压力而改变这种发展道路。但作为企业,富士康确实难以承担员工“八小时”之外的功能。富士康希望员工能相互熟悉了解,以宿舍为基本单元来扩展社区交往功能,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
沈清萍(富士康员工):厂区里面什么都有,有银行、超市、餐厅和书店等,但工余的大多数时间就是睡觉和上网,走出厂区就比较乱,附近可以玩的地方比较少。
刘开明(劳工保护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富士康相比其他的中国工厂,在劳工保护方面并不算差。但富士康工作时间长、日常工作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工作强度大,加上军事化和科层制的管理风格,容易把人异化为机器。富士康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较大的县城,但许多社会职责却是企业无法承担的。
未来如何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问:企业、政府和社会应该做些什么,才能阻止悲剧继续发生?
刘坤:富士康已采取措施,比如严格执行工作六天必须休一天的工休安排,设立“心理港湾”、“员工关爱中心”、“看门人培训”等,针对一些行为异常的员工已成功实现30多起心理干预。5月底,富士康将有100名心理咨询师参加资质考试,通过考试就可持证上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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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声音
1、富士康相当于一个大县城,但许多社会职责企业却无法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