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华为轮值CEO徐直军接受了《财富》(中文版)的采访，谈得相当开放，再加上长年接近任正非的专家田涛与吴春波新书《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简称《下》书)也透露了相关信息，华为一直云里雾里的股权安排，在外人眼中清晰了一层。

其实，几个月前，《财经》杂志在其出色报道《华为：长达12年的虚拟股还原》中，就曾提到：从2000年12月起，任正非独立股东的地位在华为董事会上首次得以确认，他的股票从工会持股中单独剥离，而华为其他股份由公司工会持有。上述这个基本事实在徐直军的这次受访中被确认：华为只有两个股东：“一个是任总，一个是工会持股会”。其中，任正非的个人股份，据《下》书透露，是1.42%(截止2011年)。另据华为几个月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截止2011年12月，华为有65596名持股员工。根据华为2001年以后开始的“虚拟受限股”安排，这6万多名员工对公司有投资权、分红权，但并没有受法律确认与保护的股权所有权。

华为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轮值CEO徐直军

如此架构在华为内部存在运行10多年。不论是在资本意义上还是在精神文化意义上，该独特的股权结构已然成为华为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从2001年到2011年，华为公司销售收入从235亿元，增长到2039亿元。

我们用几个对比来看这个股权安排之独特所在。从股东数量比上，看似是只有两个股东，一比一，但这边是任正非一个自然人，那边的实际权利人是65596个自然人；从两者的权益对比上，创始人任正非只有1.42%，绝大多数股份由员工持有，但是要注意，员工持有的只是虚拟股，能分红，但无权占有；在治理参与方面，6万多名员工有权选举与被选举股东代表，待选出51名股东代表后，再从中轮流选出13位作为董事会成员，他们里面的三个人再实行CEO轮值制度，三人里面没有任正非，任正非在2011年年初的内部谈话中，明确说，“我和董事长(孙亚芳)都作为虚位领袖在董事会里存在”。

如果仔细体味，这几组关系对比中存在着不平衡的平衡的微妙意味。简单说来，就是：任正非身为创始人与早期绝对控股大股东，却把绝大多数股权让渡给华为几万员工，自己只留微不足道的一丁点；但是，让渡出的权利又是非常受限的，“受限”表现在，每年重新分配一次、你并不拥有所有权。这样的安排使得华为团队始终保持在一种激活状态，一方面，他们能充分享受到企业增长的红利，并以此为激励，另一方面，除了任正非所持有的那一丁点儿，任何人没有粘滞在手的股权，没有人能躺在既得利益上怠惰。任正非通过牺牲自己在产权上对华为的占有，实现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对华为团队源源不断的长期驱动。

任正非

我认为，这是任正非与华为独创出来的“灰度反资本”主义。

先来看所谓“反资本”。资本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突出不同在于，前者承认私人产权，并且在实际运行中，在企业发展初期(通常指第一代)，常会以创始人(大股东)绝对或相对控股实现对企业的控制，保证企业在治理上有效率、文化上统一，资本雇佣劳动力是天经地义。同时，在高科技公司中，风险投资或PE也是常见的角色。而任正非在华为成立十多年后，却明确放弃了个人控股，既不追求个人资本上的控制力，也不引进外部投资，而是将资本高度分散化，实现与人力实现高度统一，人人都是出资者，同时又不承认大家的产权。这每一条每一点，都是与资本主义跟现代公司的普遍做法相违背。由于这样的操作方式(几万名虚拟股东存在)，华为整体上市的可能性目前看来几乎没有，何况任正非等人对IPO也毫不关切。据《下》书说，任正非的原话是华为“不上市，就能称霸世界”——意思是，上市就要衰败、就要死。任正非对金融资本、大资本抱有一种本能的警惕，认为其会妨碍经营层对企业的独立控制。

这么看来，任正非是站在与传统资本体制对抗、唱反调的一边。在控制权上，他不搞“资本主义”。

但他在所有权上又不搞“社会主义”，这就是他“反资本”的灰度所在。人人出资、人人得利，但并不意味着人人所有。一旦所有，而且是分散化的所有，人就有惰性与投机心理。这是公有制下的典型毛病，以及大量创业型公司初期成功或IPO后，创始人会面临的“元老倚老难题”。

在任正非调理下，华为公司的股权与它的6万多名员工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大家一年又一年为它的增值卖力打拼——不是为任正非干，是为自己干，且是没有尽头地为自己干——除非你彻底退出华为这个游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激励华为人的不单单是每年一次的分红，还有任正非不断向公司传播灌输的价值观、理想愿景与独特的华为哲学。其中就包括：华为是一家讲“灰度”哲学的企业。即华为的管理哲学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而是渐进、不断平衡与修正。

认识华为这个独有的股权与激励安排，是认识华为的根本出发点。它是华为的引擎，是让华为多年来保持进取、创新、敢于投入、敢于吃苦心态姿态的根本原因。

全球商界，很难再找着华为这么一个独特的产权与激励样本。它既不走资本路线，也不走公有路线，非马非驴。

问题在于，常态之所以为常态，常识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们持续发展的概率是最高的。华为这样的小样本、甚至孤本，能持续多长时间？

最大的风险在于华为的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亏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但这十年一直有的高回报会成镜花水月，甚至更糟糕的情况：员工都拿不回自己投入的资金，而它在法律上是得不到赎回保障的(这就是为什么华为这两年要让员工在入资时签保证书的原因)。只要发生一次两次这样的情况，华为所倚赖的内部融资模式就会受到挑战，保证华为发展的资本来源会成严重问题。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极端情况。该模式对华为平静深远的消极影响则在于，它让华为在西方资本世界眼里是一个异数，不开放、不透明、举止与思维比较怪异，这多少会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或者，在他们需要找事说事时，这就成为将华为挡在国际主流市场门外的一个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