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庆的网络安全公司，由“红客”转型而来的技术员有三位。他们从上千份响应“红盟”声名的应聘简历中筛选出来，刘庆对属下的要求是“技术过硬，道德过硬”，他并不担心这些转行做网络安全的“黑客”有洗白自身之嫌，相反，“红客”在以往“爱国行动”中所营造的声势，让他在拓展业务时更易于取得客户的认同。

　　2008年加入公司的向明，在湖北的时候，曾做过一阵“游戏外挂”。所谓“游戏外挂”，在玩家手中，是简化网络游戏操控的“秘籍”;而在黑客手中，则可以充当植入病毒和木马的工具。向明起初搞游戏外挂，是网游公司想藉外挂工具，增加游戏对当地客户的吸引力。“网游公司是我们的客户，按合同办事。但后来也常有人私下找我写，一个游戏外挂能卖几万块，盗游戏账号的工具也能卖到5000元。”

　　在百度键入“黑客工具”，能弹出上千页搜索结果，随便打开一个黑客论坛，都有数款“傻瓜式入侵”软件可供下载，要价几百到上千元不等。即便“菜鸟级”黑客，也能驾驭这些工具侵入防范薄弱的服务器和个人电脑，谋取非法利益。但黑金的大头都被倒卖工具的人赚去了，这帮人大多是游戏玩家出身，不懂技术，但有一颗商业头脑。

　　“在网络黑金产业链中，熟谙技术的黑客其实只是‘打黑工’的。”刘庆解释说，“像过去有名的‘灰鸽子’病毒，其设计初衷是一款远程控制软件，但被恶意破解和篡改。如果我们对它的Web防注入、文件防篡改和网络防火墙功能加以完善，完全可以用于网络安全管理。”

　　这种“黑客技术的危害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使用它的目的”的论调，在中国黑客群体浮现之初，便陷于自身的悖论。百度安全工程师、资深黑客“剑心”，曾把黑客技术比作《魔戒》中的黑魔法或白魔法，它的性质取决于主人如何使用。

　　继之以“红客”的出现，更加剧了中国黑客的伦理困境：他们希望以政治立场的正义性来博取自己攻击行为的合法性。经过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客”得以短暂幸存的合法性丧失之后，“黑客”血脉中的“反控制”本色仍难以掩饰。“死硬”如小榕这样的“第一代原色黑客”，自诩“甘愿做深埋池底的泥。”

　　在中国黑客圈内，表现出高度文化自觉的“老鹰”万涛，早在“红客”风头正劲的2000年，便在中国首届网络爱好者大会上纵论了“有中国特色的黑客文化”。

　　这名北京交通大学会计系学生，“半道出家”成为“黑客”，当他兴冲冲到上海会见“同道”之时，却有些傻眼了。“我还以为遇到的会是各方精英”，没想到他这个大学生是早期中国黑客圈内，凤毛麟角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从兴趣出发，万涛跳离了当时任职的普华永道国际咨询公司，转行从事网络安全。目前担任IBM首席IT安全顾问的他，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凝神于玻璃缸前，把指尖的鱼虫捻入水中，静观被玻璃球面放大的金鱼，或摆尾争食，或无动于衷地游开。

　　他愿意把黑客文化比作一种“左右互搏”之术：为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而甘于冒险;在挑战权威的时候，又难免对他人自由的冒犯。作为一种舶来品，它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土壤里培育出来的，所以，中国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黑客”。对于怀着各种实用主义目的而贪恋技术的黑客，在他看来只会沦为笑柄。

　　“黑客文化是靠着兴趣与热情去做的，而每一个人的兴趣与热情都会随时间消磨，跟爱情一样，但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会用业余时间做，年纪大时，由于家庭等原因，我将脱离这个圈子。”在他的人生规划中，未来十年是创业和公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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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黄修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