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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2010-5-13南方周末杨继斌

  “嗜血的插针机”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或死亡。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 1500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宝马”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仓库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剪成的别致花盆。盛了水,养着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两片叶子。这让堆满庞大长方体深色物体的仓库里有了一点绿色。抽屉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们抹在太阳穴上用来提神以及驱蚊。

  从南门走到北门,贯穿全厂,是H3仓库4月份新分来的员工每天的上班路线。沿路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着,除了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序号,几乎再没什么特质。榕树、椰树、棕榈树这些亚热带的树木夹在楼栋间,它们的苍翠蒙着尘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他们都会开着“宝马”、“丰田”、“吉利”或者“奥拓”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李祥庆说。

  类似的魔幻故事在厂区流传。李祥庆原来在富士康观澜厂区是负责在塑胶板上插针的。要是有一个针眼偏了一点点,板上的孔就会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货后被 QA(品管)发现,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时候手感不佳总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会抄起身边的铜棒或钢棍对着机器乱捶一气。奇怪的是,打过以后,不管是机器还是自己,都顺起来了。

  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

  但伤者惹人羡慕。“我靠,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

  即使卢新,曾红领回忆,当时卢也觉得自杀者离他很远,谈起“六连跳”,卢新觉得“他们很傻”,“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

  卢新是大学新干,是坐办公室的,但普工们面对的是高温、噪音等岗位。尽管能拿到相应的补贴,但是新进的普工,都盼望着能分到一个安全的岗位。可这很大程度上靠运气。运气差了,岗位不满意,便辞职或自离,重新招工进来,再赌一把。

  在观澜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曾在那里工作的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广西佬”李加龙的工牌里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钱折成的花,他说是“捡到的”。工牌边挂着指甲钳和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两个工作时用的耳塞,一个辞工走的人送给他的。他在碎料的岗位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桔红色的软塑胶塞子,一个班下来,巨大的噪音,能让人的手脚不听使唤。

  而等到刚出厂门,打火机几乎同时作响,男工们不约而同点起烟,到这里,他们在机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结束。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在卢新自己创作的歌词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风轻轻的吹过,掠过一丝羞涩,儿时的往事黯然失色。”

  当躺在仓库的栈板上时,李祥庆也会讲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里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着吃……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沿着东环二路富士康龙华园区向东走去,每天都有六七个算命的蹲在路边。一个河北口音的算命师父告诉记者,来照顾他们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们花上10块钱,让他们在自己手心寻找命运的脉络,“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

  从南大门出来,向佳润宿舍方向走去,有一个彩票出售点。这里总是人潮汹涌,尽管没有传出过谁发了横财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点已经下班,一员工还在一直看着那挂出来的“下班,停止销售”的牌子。

  从中心花坛的喷水池往北走去,左手边有一家书店,面积不大但分类清晰,五脏俱全。书店总是有一个女工蹲在MBA数学考试的复习书边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学历可以高一点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数字远看并不清楚。但页眉上蓝字印刷的“知识改变命运”分外鲜明。

  沿着出龙华区富士康南大门的路,一直往南,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他们经常过来看,“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

  从观澜厂区的大门出来,过天桥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商场。商场四楼,有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这是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夜晚的地方。

  从“红太阳歌舞厅”出来,下坡,穿过两栋住宅楼,是一个溜冰场。警察们从打工者队伍中揪出了几个赤膊的人(听说身上有摇头丸)带走。随后,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响起。

  而现在,以及以后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伟用一个捡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龄球。作为一个河北人,他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

  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

  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

  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 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

  (因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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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杨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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