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的插针机”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或死亡。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 1500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宝马”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仓库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剪成的别致花盆。盛了水，养着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两片叶子。这让堆满庞大长方体深色物体的仓库里有了一点绿色。抽屉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们抹在太阳穴上用来提神以及驱蚊。

　　从南门走到北门，贯穿全厂，是H3仓库4月份新分来的员工每天的上班路线。沿路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着，除了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序号，几乎再没什么特质。榕树、椰树、棕榈树这些亚热带的树木夹在楼栋间，它们的苍翠蒙着尘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他们都会开着“宝马”、“丰田”、“吉利”或者“奥拓”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李祥庆说。

　　类似的魔幻故事在厂区流传。李祥庆原来在富士康观澜厂区是负责在塑胶板上插针的。要是有一个针眼偏了一点点，板上的孔就会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货后被 QA(品管)发现，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时候手感不佳总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会抄起身边的铜棒或钢棍对着机器乱捶一气。奇怪的是，打过以后，不管是机器还是自己，都顺起来了。

　　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

　　但伤者惹人羡慕。“我靠，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

　　即使卢新，曾红领回忆，当时卢也觉得自杀者离他很远，谈起“六连跳”，卢新觉得“他们很傻”，“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

　　卢新是大学新干，是坐办公室的，但普工们面对的是高温、噪音等岗位。尽管能拿到相应的补贴，但是新进的普工，都盼望着能分到一个安全的岗位。可这很大程度上靠运气。运气差了，岗位不满意，便辞职或自离，重新招工进来，再赌一把。

　　在观澜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曾在那里工作的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广西佬”李加龙的工牌里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钱折成的花，他说是“捡到的”。工牌边挂着指甲钳和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两个工作时用的耳塞，一个辞工走的人送给他的。他在碎料的岗位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桔红色的软塑胶塞子，一个班下来，巨大的噪音，能让人的手脚不听使唤。

　　而等到刚出厂门，打火机几乎同时作响，男工们不约而同点起烟，到这里，他们在机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结束。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在卢新自己创作的歌词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风轻轻的吹过，掠过一丝羞涩，儿时的往事黯然失色。”

　　当躺在仓库的栈板上时，李祥庆也会讲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里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着吃……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沿着东环二路富士康龙华园区向东走去，每天都有六七个算命的蹲在路边。一个河北口音的算命师父告诉记者，来照顾他们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们花上10块钱，让他们在自己手心寻找命运的脉络，“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

　　从南大门出来，向佳润宿舍方向走去，有一个彩票出售点。这里总是人潮汹涌，尽管没有传出过谁发了横财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点已经下班，一员工还在一直看着那挂出来的“下班，停止销售”的牌子。

　　从中心花坛的喷水池往北走去，左手边有一家书店，面积不大但分类清晰，五脏俱全。书店总是有一个女工蹲在MBA数学考试的复习书边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学历可以高一点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数字远看并不清楚。但页眉上蓝字印刷的“知识改变命运”分外鲜明。

　　沿着出龙华区富士康南大门的路，一直往南，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他们经常过来看，“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

　　从观澜厂区的大门出来，过天桥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商场。商场四楼，有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这是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夜晚的地方。

　　从“红太阳歌舞厅”出来，下坡，穿过两栋住宅楼，是一个溜冰场。警察们从打工者队伍中揪出了几个赤膊的人(听说身上有摇头丸)带走。随后，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响起。

　　而现在，以及以后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伟用一个捡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龄球。作为一个河北人，他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

　　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

　　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

　　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 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

　　(因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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