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企业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国有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吗?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我们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时，谁能知道，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在这个陷阱密布的企业森林，朱新礼似乎是个异数。

　　尽管网上八成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尽管他被骂为商界的“范跑跑”、“中华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战”把商业事件升级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坚持“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理念，力排众议，以“上帝都动心的价格”把汇源出售给洋品牌。

　　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能“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的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

　　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汽车疯子”亨利·福特悬赏2.5万元，征求有办法让他在每一台汽车上节省一个螺钉和螺帽的人。正是这种没有止境的技术创新，让他拥有了汽车王国。

　　刘永行每生产出一种新的猪饲料，都要尝尝是什么味道，“这样我才知道猪吃了是什么味道。”这个听党的话、看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树“，始终在危难时刻，能让家族生意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他远离官场的潜规则，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实业创新。他与黄光裕同样被称为“首富”，却有不同的路径。

　　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纷争的2008，让很多人看到了，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缓。这一年，一条启示录是：全心全意经营企业，而不是刻意地去经营企业家自己。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9 7 3 1 2 3 4 8 :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