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工人是家里的中流砥柱、重要的经济来源，现在基本都是独生子，他们更关注个人。”雅迪副董事长钱静红说

　　《中国企业家》历时一个月、遍及长三角珠三角的调查显示，工人薪酬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是市场逻辑和法律、政策逐渐对工人提供保护(这与工人的抗议、罢工等相关)双重作用的结果(很多工人会把这种改善归因为“老板善良”)。如果考虑到完全的市场逻辑讨论应当在民主制度背景下进行，我们倾向于秦晖的意见：尽管工会过于强大会破坏市场，但能不能够成立独立工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我们调查的民营企业中，基本未存在过大规模的工人抗议。对此，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的美国学者玛丽·E·加拉格尔分析说，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中固有的民族主义因素使得外资工厂中的工人抗议具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和合法性。我们接触到的工人绝大多数为高中以下学历(初中以下又占一半以上)，对于自治工会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对成立自治工会缺乏兴趣。有一人明确表示反对。企业主对自治工会的态度分欢迎和无所谓两种，他们的自信建立在工厂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信念上。

　　这些工人们普遍来自农村，但是家里基本已无地或地很少，他们大多表示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他们比父辈更接近也更能接受城市，但仍然缺乏融入城市必需的居住、为子女安排教育等条件，尽管由于年龄偏小他们尚未被此类问题困扰。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其父辈所遭受的等级隔离待遇还在他们身上延续。显然，仅靠市场的力量和把他们的名字由“民工”改为“农民工”，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处境。

　　90后的变化

　　刘芳是位于广东中山的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吸顶灯车间的一名流水线工人，43岁。她最近的苦恼是新加入流水线的两个90后员工拖了整条线的后腿：因为是计件工资，他们有意放慢装配速度而使其他人收入受损。

　　“你们累死累活赚那么多钱干什么？”90后员工反驳刘芳的指责说。

　　赚钱对刘芳非常重要。她要照顾远在贵州农村的父母和5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是其丈夫的哥哥去世后所遗)。每个月，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超过1000元，加上自己的用度，2000多元的工资所剩无几。好在刘芳的丈夫在中山另一家喷涂公司担任厂长，每月收入五六千元，但开销也相应很大。

　　刘芳1997年进入欧普，从未换过工作。2004年之前，为了省钱，她没有回家过过年。村里人告诫她说再这样孩子们都不认你们了，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时候，收入的增长也允许她过年回家了。孩子们有时会抱怨：不是不体谅你们，可是别人家都盖了新房。“他们其实很懂事，”刘芳说，“不管怎么样，只要有希望，就要把孩子们送出(农村)去。”她本人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

　　刘芳的负担和希望在40岁左右的工人里有代表性。在东莞，陈东是生产电动车的雅迪科技发展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员工，36岁，负责成品打包，月收入2000多元。他是陕西人，到东莞打工已经10年，去年雅迪东莞工厂建成后进入。陈东在陕西的父母有病，虽然他还有两个兄弟在家里，也还需要他不定期地帮助。2008年经济不景气，陈东回到老家种了一年橘子，结果赔了几千元钱。他家里有5亩地，妻子身体不好，租给别人种。陈东的独子正在陕西上初中，成绩很好。家里的房子是1999年盖的，至今没有新修。“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上大学。”谈起儿子，陈东流露出真诚的喜悦。9 7 3 1 2 3 4 4 8 :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刘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