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计划调查的十万名九年级学生的数学、语言和空间能力如图所示。任何一个领域的能力都与其他领域呈正相关关系

这些能力之间的正相关意味着，假如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比如数学能力）超乎平均水平，那么她在另一个领域（比如语言能力）也更可能超过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对于认知能力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种有价值且靠谱的方式去“压缩”它。只需要把一个人的智力表现投影到主成分轴上，就能得到一个智力量化后的简单的数字值：普适因子g。良好的IQ测试，就是对g值进行估计。

g值能够预测出天才吗？有一个例子是“数学早慧少年研究”，这项纵向研究的对象是在13岁之前被认定为有数学天赋的少年（利用SAT测评，这种测试与g值紧密相关）。所有被研究对象的数学能力都是人群中的前1%，但这一组里排名前五分之一的人的数学能力可以算是万里挑一了。

等他们到了中年，调查结果发现，即使同样是属于有天赋的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随着当年测试成绩的增加而急剧提升。例如，能力排名位于前五分之一的被研究者被授予专利的可能性是后五分之一的6倍。获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领域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是后者的18倍还多，在排名前50位的研究性大学获得相应领域终身教授的可能性是后者的8倍多。

因此，可得出这样一个较合理的结论，g值可以作为个人智力的衡量标准，虽然粗糙，但可以用它作为同一基准进行有效的横向比较。

智商可达1000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假设是：人的认知能力强烈的受遗传学影响，亦即g值是可遗传的。这个假设是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事实上，行为遗传学家和双生子研究者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指出：“g值受到遗传的强烈影响，二者相关的证据强度要比任何其他人类特征都更强。”

对家庭中双胞胎及收养孩子的研究表明，两个被研究者智商的相关性与其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远近（即基因的相似性）呈正相关。研究者发现家庭环境只会对结果造成很小的影响：在同一个家庭抚养的无亲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在认知能力上的相关性几乎为零。在不同地区及不同国家所做出的大量研究，这一结论都是一致的。

不考虑物质条件制约，那么遗传因素似乎会决定个体认知能力的上限。但是研究中由于对象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如贫困、营养不良或者缺乏教育的影响，估计出来的遗传性可能会小很多。当处于环境不利的条件下时，个人是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的。

遥远的超级智能，和眼前的基因组预测

超级智力可能是一个遥远的遐想，但有一些微小却有重要意义的进展却有可能在近期实现。大量的人类基因组数据以及与之相应的表现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会大大加深我们对人类遗传密码的认识能力——特别是预测认知水平的能力。

详细计算预示，需要对数百万对表现型-基因型同时进行统计学检验才能将相关的遗传位点定位出来。然而考虑到基因分型成本的快速降低，这种分析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实现。如果现有的遗传预估可用于智商预测的话，基于基因组的智商预测的精度将要高于目前智商在人群中的标准差的一半（亦即正负误差在10个IQ值以下）。

一旦有好的预测模型，它们即可在生殖领域得到应用。从胚胎的选择（选择哪个体外受精卵进行植入）延伸到基因编辑（例如，使用CRISPR技术）。在前者的情况下，父母可以在10个左右的不同的受精卵中选择那个IQ高15分或更多的进行植入，以提升后代智商。这个智商区别可能决定这个孩子将来是在学业上有困难，还是能够取得好的大学学位。

单细胞基因组提取和测型技术目前已经很成熟，唯一剩下的挑战则是如何基于基因型对复杂表型进行预测，进而用于指导胚胎选择。这些技术实施过程中的费用将低于许多私立幼儿园的学费，并且将影响孩子的一生甚至更长远。

与之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十分复杂，值得我们现在就开始认真思考和对待，因为以上情况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变成现实。每个国家都会相应制定出关于人类遗传工程的法律法规，但我们可以预计不同国家的制度将会有所不同。

几乎可以肯定，一些国家将允许人类遗传工程技术的实施，因而为能承担起辅助生殖技术费用的全球精英们敞开大门。和众多技术一样，技术实施最先的受益者往往都是有钱和有权的人。

但我相信，最后许多国家不仅会将人类遗传工程合法化，而且还会将其作为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一部分供人们自愿选择。

如若不然，它就将带来一种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