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高、视野开阔且思想活跃，是大学教师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是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生力军，渴望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中实现个人价值，被寄予承载高校乃至国家、民族未来的厚望，但伴随这些“高、大、上”的标签，“压力山大”、困惑不解也随之而来，“青椒”成了网络戏称占据高校大半壁江山的青年教师的代名词。

科研经费难觅、职称晋升通道拥堵、教学评估难测、生活压力大……这些成长中的“囧像”让象牙塔内的青年教师屡见各类媒体。这些困顿是让“青椒”们脚步趔趄、心生乏意，还是让他们坐着“冷板凳”不忘初心，依然憧憬“诗和远方”？

为此，记者走进辽宁部分高校，走进青年教师群体，还原“青椒”们的真实工作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探寻如何强化他们的职业自信，以及作为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文教薪火世代相传。

青年教师压力几何

⒈教学：课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付出与回报难成比例

6︰00起床跑步，6︰30开始吃早餐、查资料、写论文；

7︰30赶到学院，8︰00—11︰00上2节课，大课间20分钟去找系主任及院长签字报销发票；

中午吃完饭后在办公室撰写由副院长牵头的课题报告；

下午到另一个班上3节课。课间要赶在财务处下班前去报销发票；

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备课，回复学生的邮件；电话24小时开机，处理学生的各种突发事件；

21︰00—23︰00继续写学术论文，准备下周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所需各种材料……

这是辽宁某高校32岁教师吴鲲鹏一天满满的工作安排。

“不能说天天如此吧，至少每周有个三四天。”小吴老师有些无奈。

“学院一些有名的教授，今天给这个企业上上课，明天给那个公司搞个培训，一年下来就够我们挣几年的，很多教学工作都压在我们新人身上。”辽宁某高校的青年教师贾茹也有同感。这学期，他上3门课程，同时还兼一个班的辅导员，周一到周五，他的课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2013年，29岁的齐平从上海一所高校博士毕业，来到辽宁某大学。从农村孩子到博士毕业，再到大学任教，小齐老师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本科到博士我的专业都是统计学，刚工作那会儿，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自己的所学终于可以好好传授给学生了。”那时候，他带3个班的课，还兼学院辅导员。为了把枯燥的统计课讲得生动有趣，他使出浑身解数，泡图书馆、做课件、下视频，并把课堂内容与有趣的故事、社会热点相结合。年终学生打分，他位居前列。

然而在申报副高职称的时候，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表格里面对发表论文数量、是否核心期刊以及申报课题级别如何考评加分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对教学情况却没怎么提及。”

春节聚会的时候，一位已在数学系当了5年讲师的老乡的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只要你上课别出啥事故，年终考试给学生出点简单的试卷，别让他们挂科，课上得好不好并无多大影响。平时咱们这些老师是泡图书馆、做实验，可人家都是在搞自己的课题。”

“教学工作虽然不难完成，但是耗费精力和时间，为了上好一节课，可能得花费3天甚至一周的时间来备课。现在给学生上课就是个良心活，大家心里都清楚，最和自己切身利益和前途挂钩的就是职称。现在上一堂课也就20多块钱，很多人就把教学当作副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上，这也是一些青年教师私底下所说的生存法则。”辽宁某高校31岁的高老师坦言。

⒉生活：三期叠加压力大，渴望能再“体面些”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和爸妈撒谎说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了。”32岁的小何老师老家在河南，目前在沈阳一家高校中文系教书，已步入大龄的她，目前仍然单身。

“回去过年就怕亲戚邻居问这问那，更怕父母催婚。我读完博士就已经30岁了，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都得耽误个一两年，现在女博士学历高，交际面也窄，所以也就成了大龄‘剩女’。”

大连某高校青年教师曲成新2015年博士毕业来到该校工作。妻子目前还在北京读博，孩子刚刚3岁，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我爸妈都是农民，他们拿出了全部积蓄、四处借钱帮我凑齐了购房首付款，现在生活支出加上房贷，每月的花费近8000元。”小曲在学校外边找了个兼职，挣钱贴补家用。

“现在的青年教师，哪一个不是读了20余年的书才到高校的？可是一旦到了高校，除了工作压力外，结婚生子、购房买车等，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连某高校的教师萧明忍不住倒起了苦水。“细细算来，现在每个月我所有工资补贴加在一起不过5000元，学校周边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1.4万元。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青年教师，有的在民办培训机构做兼职，有的开起了淘宝店、做起了微商，然后让学生帮忙打理和推销，还冠以勤工俭学和大学生创业的名义。年轻老师一旦选择这条路，还谈什么学术呢？”

记者约曲成新访谈时，正赶上他在整理各种发票，餐饮、住宿、打车、购物等，各式发票忙了一下午。“目前我最苦恼的是报销科研经费，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面对的。文科方面的科研经费一般都是1万元到20万元之间，很多文科项目需要的物质设备少，却极消耗脑力，现在项目结项管理越来越严，每做完一个项目都要脱一层皮，一想到报账的繁琐严苛就浑身不自在。”

“我们那个博士班的同学找工作，首先不是看学校的名气，而是看哪个学校给的安家费高，哪个学校能够提供住房。”刚刚在辽宁某地级市找到工作的秦中告诉记者，来到这里，学校兑现了承诺：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和1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你也可以说我势利，但是我都34岁了，还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与他同期毕业的10位博士，7位都去了三线城市。

“刚择业时，看到身边一些同学留在了北京，心里也默默发誓，都读到博士了，一定要留在这里。”可择业过程中的一次次碰壁，让今年34岁的山东人张军逐渐清醒下来，“想留北京，重点院校基本没戏，人家不是要‘海归’，就是要求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学术带头人，去一般院校顶多做个辅导员，心里有些不甘。现在我在沈阳一个月工资基本能买一平方米房子，爱人在这里也找到了工作，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张军如今在沈阳某211院校土木工程学院工作。

今年寒假小张老师带着家人去了趟上海，“这期间我拜访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学，他们夫妻也都是农村的，留在上海工作后倾尽两家的积蓄买了一套面积约60平方米的房子。那个楼是1980年建的，略显破旧，结构也不合理，父母来时就在客厅放一张折叠床。他们两人每天都在学校，很晚才能回家，35岁了还没要孩子。”

吴鲲鹏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青椒”面临的困境。他来自河南农村，上博士之前已经结婚，爱人在老家。“现在读博士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像我那一届，183个博士，有103个都有孩子和工作。”

博士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打算，选择了杭州的一所学校。然而刚在学校工作两个月，他就感受到巨大压力，“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千元，爱人无法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一份待遇很低的工作，孩子也无法照顾。”

“我的一个同学也在杭州一所高校工作。他老家在江西农村，还要补贴父母，为了多赚点钱，超负荷工作，教了很多课，也申报了很多课题，3年后积劳成疾，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小吴老师决定离开杭州，来到了辽宁南部的一所二本院校，两年后，他用学校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购买了一套将近160平方米的房子，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房。

“没有了生活的压力，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能安心读书了。”毕业不到5年他就评上副教授，还获批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仅在核心期刊就发表了20余篇文章。

谈到这5年“逃离”一、二线城市回到小城市的经历，小吴老师感觉还比较满意。“对于那些仍然在一、二线城市高校和科研部门苦苦打拼的青年教师，我深切理解他们的艰辛和诉求。现在传播技术如此发达，不管在哪里都能便利地获取各种学术资讯。也许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