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离开”中国之后，从此Google的互联网产品及服务几乎在中国市场失声—大部分都被“拦截”在墙外，中国地区的用户无法正常使用和访问Google在全世界提供的搜索、邮件、视频等各种服务。

它的广告部门仍然在正常运转，只是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向海外投放广告。

在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中国很多开发者迅速成为了Google移动广告平台(Admob)的使用者。他们信赖Google的口碑。

“那些最早做App的人想做广告会首先选Google的平台，这是因为Google的品牌形象……但其它粗犷型企业不行，多少有些克扣开发者利润的问题，Google从来不会有这种问题。”一个接受采访的开发者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在2012年，Google移动广告部门称，该服务在中国拥有1万多名注册开发者，而其服务器每月从中国获得的广告演示请求达到79亿次。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目前，Google向iPhone和iPad用户发送手机广告的数量是其在中国最接近的竞争者多盟智胜(Domob)的5倍。艾瑞咨询3月份针对苹果中国应用程序商店中免费应用程序的调查显示，其中有45%展示了Google提供的显示广告。

在2013年1月，Google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来到中国，并参加了在北京的“极客公园”活动，这一行为被解读为试图争取更多的中国开发者，并试探他们的反应。

在中国消费者不断增加的新购买的手机中，Android系统占据了绝对优势。

这又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担忧。根据中国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最近发布的《2013年移动互联网白皮书》， 截至去年年底，Android已经占到增量市场的86.4%，国内自主操作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均低于1%。工信部认为，中国移动操作系统研发对Android存在严重路径依赖。而在去年5月，一度有传闻称工信部要封杀Android。

实际上，Google在这些手机上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它们的上面少有Google品牌或者应用程序的痕迹，Google作为公司依然无法从中获取相应的收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也被解读为Android项目负责人Andy Rubin离职的一大原因。

相比之下，亚马逊在中国的前景更不明晰。

云服务及Kindle迟迟无法进入，让它丧失了整合中国电子出版市场的机会。

在中国，在被盗版充斥的百度文库摧毁之后，这个市场中一直缺乏一个值得出版商信赖，并且也愿意做出努力将分散的利益群体整合起来的人。

亚马逊曾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整合者，一个游戏规则制订者，它在美国本土的成功被视作一种希望。但它在中国还是个相对弱小的角色。

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直接投资来控制云服务市场。但事实证明各种云计算基地甚至变相变成了房地产项目，一些获得国家资金支持的云服务公司无法提供像样的产品，最终不了了之。中国目前的公有云尚不及亚马逊全球云服务的三分之一。Gartner在2012年末发布的对中国的预测中其中一条是：到2016年，至少70%得到了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云服务提供商将被市场淘汰。

在政策原因之外，亚马逊在中国的阻力还在于它的管理架构及权力掌控机制。

在亚马逊中国大中华区担任了7年总裁的王汉华在2012年辞职，直接原因就是受困于诸事都要向上级上报的困境。“甚至到最后供应链和物流都不一定向王汉华直接汇报。”电商分析师李成东披露说。

但这是一个凶狠拼斗的市场。例如亚马逊所在的电商领域中的竞争对手近年来每年都会在一些节日展开疯狂的价格战，而在去年京东商城店庆时，一些竞争对手更是毫不隐藏自己的恶意。“中国人的玩法更加不讲道理。”新蛋中国前任总裁顾建兴之前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价格战最终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的，对整个价值链都没有好处。”王汉华在2010年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也这样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亚马逊中国市场份额仅为2.3%，甚至还不如2009年成立的苏宁易购。在2013年1月29日披露2012年度第四季度财报的电话会议上，亚马逊的首席财务官Thomas Szkutak用“heavily”(沉重)这个词语来形容在中国的投资。

即便总部愿意给予更多自主权，让中国员工用中国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可能很多问题依然无解。

被中国市场弄得狼狈不堪的微软在2000年后开始招募曾经在政府或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以期能和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并用“中国方式”来打开市场。它所做的事情包括向中国政府承诺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提供技术培训，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以及和高校合办研究实验室并予以资助。这都被其它后来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视作“懂中国”的典范。

但到现在，微软已经无奈换过6个大中华区总裁，却依然无法解决盗版问题。在2012年，还有新闻报道微软正在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帮助他们制止中石油等四家大型国有企业停止使用盗版微软办公软件的侵权行为。

人才、物资、产品本地化等这些资源上的投入是在中国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情。

在中国，更复杂的地方在于那些矛盾。用微软前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的话来解释—“(跨国公司和其CEO)总是夹在矛盾之间：中国政府的要求和外国总部的预期；中国与美国的行事方式；中国法律与美国法律。”

跨国公司最初难以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复杂，它们在最开始总不自觉地用美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甚至要花上一段时间认识到给予中国市场负责人更多自主权有多么重要。

在中国这些鸡飞狗跳鸡毛蒜皮的事发生的同时，这些技术巨头公司正在做着有可能颠覆每个传统产业的事情。

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处理，科幻般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加利福尼亚的高速公路上行驶；Google Glass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可穿戴式硬件，会再一次建立一个庞大的开发者生态；亚马逊所提供的云服务所具备的运算能力和安全性，已经能为CIA服务，以追踪全球恐怖活动。微软Kinect的技术被运用到了游戏之外的各个领域，但是Kinect本身因为中国法规的禁止从来没有正式进入过中国市场。

技术的发展和变化，看起来与现在的中国市场无关。在中国，你可能觉得苹果就是个卖硬件的，Google是个卖广告的，亚马逊是个卖百货的，微软是个卖软件的。而且收入还都不怎么样。但在全球市场，让它们盈利并保持竞争力的是它们提供的服务。

四大公司在中国的失意，不一定换来中国本土竞争者的得意。

因Google退出而缺乏竞争的百度遇到了创新上的瓶颈。在2012年11月，百度创始人和CEO李彦宏苦恼于百度毫无创新的处境，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号召员工“鼓励狼性，淘汰小资”。在获利丰厚的“传统搜索80%以上的市场份额”温床中待得太久，以至于无法精确把握用户需求，无论是在传统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上都无所斗志。当奇虎推出搜索服务后，百度的股价从133.77美元跌到111.44美元。

当然受害者还有消费者们，他们失去了更多优质服务的选择。在社交网络上，你会看到用户抱怨为何在iTunes上下载应用程序如此缓慢，或某本书为何没有中文电子版。当然还有不少人在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最终放弃了好用的Gmail。

对于本土公司来说，垄断对它们也同样构成威胁。腾讯最具创新力的产品微信正饱受工信部及运营商的收费压力。

中国市场是如此令人捉摸不透，你很难判断库克是否做对了—即便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公关层面来说，你也很难判断出这些做法的效果—苹果公司现在仍然很被动。

就像Google联合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当年所说的，这一切跟价值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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