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帅帅承认与艾滋病感染者们钱财上的往来，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在做着慈善，他信奉经济学家哈耶克那句：“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1990年生人的程帅帅曾因创办“艾滋公寓”、以行为艺术倡议消除歧视赢来不错的口碑，直到最近两年，他逐渐转入幕后，同时，他在艾滋病公益圈的声名越来越差。

程帅帅建立“药品转让平台”，他搜罗来国家免费的艾滋病药物，收取“押金”进行转借。他还以收取“代购费”的形式，帮艾滋病感染者从国外带回进口药物。因这其中所牵扯的经济问题以及暗含的医疗风险，质疑与指责随之而来。

“药贩子”，成了艾滋病公益圈一些人对程帅帅如今的称呼。

借药

在四川西昌城北的居民区里，四大纸箱药盒堆在程帅帅家门厅的墙边，包装上大多印着“国家免费药品”的标注。

这座川西群山中的城市是妻子的故乡，半年前程帅帅带着家人回到了这里，远离了公益组织活跃的一线城市，但程帅帅的“药品转让平台”并没有停止运转。

依规而行，艾滋病感染者可以从疾控或指定医院，按月、按量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物。但总有因丢失或外出，出现药品短缺的情况，还有些人，则因自己诸如教师、公务员的职务，忌惮于登记感染者身份。依程帅帅所说，这些担心隐私暴露的感染者，恰是从平台“借药”的主要群体。

每个月总要寄出去十来份同样内容的快递，程帅帅算了算，几年下来，已有近千瓶国家免费艾滋病药品从自己手中流转。一些人担心药品被家人看到，还会特别提出不要在周末送达或是分批寄送的要求。

2014年时，一位感染者找到程帅帅，他手中富余出一批国家免费药物，希望进行转让。程帅帅按他的要求发布了微博，每瓶药标价100元。

不久之后，程帅帅建立了自己的“药品转让平台”，他将这其中药品的流转称之为“借药”，而收取的费用则是“押金”。价码涨到了每瓶200元，100元作为给提供药品人的奖励，100元留在自己手中。

尽管平台规定，一年内归还药品就可以退回押金，但程帅帅也承认，因艾滋病免费药物按时按量发放的特点，还药并不容易实现。“大概95%从我这儿借药的，都没有还回来。”

“药品转让平台”刚刚建立，反对的声音就已出现，感染者陈锋（化名）是其中之一。陈锋也曾把自己的药品借给其他感染者，归还者寥寥，但他还是无法想象，国家免费发放的药品会以收取钱财的方式进行转让。

在一篇质疑“药品转让平台”的文章中，指出艾滋病免费药物中的替诺福韦同样可以用于乙肝病人的治疗，但需自费购买，程帅帅甚至在鼓励乙肝病人从平台上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此种药物。

这是包括陈锋在内的一些感染者所担心的，他们认为，乙肝患者的就医权利提高需要的是政策的改变，而非如此两个病患群体间私下的流通。“如果这么混乱，导致国家艾滋病免费药物政策的改变，受损害的还是感染者自己。”

对此，程帅帅坦承，确实有乙肝患者从平台获得了药品，“都是帮助别人，买了也就买了。”

对于平台上药品的来源，同样为人们所担心。程帅帅相信提供药品的感染者，多是已经更换用药种类的人们。“当然，也有些则是刚刚确诊的感染者，自认为用药需求较少。”

程帅帅把杜绝此类人群参与的希望寄托在平台的“价格杠杆”上，“把给他们的奖励降低一些。”

代购

每个月程帅帅总要离开西昌几天，他会坐一夜的火车抵达昆明，之后飞往曼谷。一些感染者希望从他这里，得到国外的进口药物。

按照国际认可的“鸡尾酒疗法”，艾滋病感染者通常将三种抗病毒药物组合使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而我国的感染者则是根据医生的检测，在国家免费药物的范围内使用自己的用药组合。

“耐药”是感染者们恐惧的一个词汇，依照各自身体状况不同，一些感染者在服用一定时间的药物组合后，可能药效减退，至此时，更换自费购买的国外药品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即使作为程帅帅的反对者，陈锋自己也早已开始服用每月花销两三千元的进口药物。

程帅帅的代购同样是“收费项目”，也是在2014年，一位感染者需要一种进口药物，相比在国内购买的价格，如果在印度购买，能便宜1000元左右。程帅帅托朋友从印度寄回了这种药物，“当时也有自己可以赚一点的想法。”

程帅帅又和一位感染者朋友前往泰国考察，一瓶国内当时无法买到的药物，在当地只要1000多元就能买到一年的用量。自此，他正式开始做起了自己的代购生涯。

“每瓶药我都是加价一两百元。”程帅帅相信，这样的价码可以让感染者接受，相比在国内购买进口药的价格，这也便宜了不少。

每次出国，程帅帅通常要带上三四名感染者，并负担他们的路费。为了保证代购的数量，能与程帅帅同行的感染者通常自己并没有进口药物的需求。他们多来自程帅帅的故乡河南农村，抱着“出国转转”的想法取道机票更便宜的武汉，飞往泰国与程帅帅会和。

抵达泰国后，感染者在当地医院挂号开具处方，每个人可以带回半年到一年的药量，再由程帅帅分寄给国内有需要的感染者。

“他怎么保证自己供药的持续性？”陈锋自己有获取进口药物的稳定取道，他担心于众多感染者将自己的用药寄托在程帅帅一个人的身上。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必须持续服用，一旦出现波折，更换药品种类，对感染者的身体将是严峻的考验。

程帅帅没有否认代购的风险，他的解决之道更像是一种叮嘱。他说会告知感染者供药中断可能性的存在，希望他们做好心理和经济上的双重准备。“也可以多代购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这种对于感染者用药建议的言词也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因为用药组合该由医院定期检测病毒载量等一系列程序决定，陈锋觉得，程帅帅一再鼓吹着进口药物的效果，是在为自己的代购生意打着广告。

“我确实觉得国内的药品质量不好。”但程帅帅说，他不会对感染者的用药做出具体建议。这样的表述多少与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有些矛盾，在那上面，他曾以进口食材举例，鼓励“有经济条件的，能吃进口药绝不吃国产的”。

在每月几十个代购需求里，程帅帅记得最深的是上海的一位医生，医生的弟弟是名感染者，医生感叹没想到艾滋病会离自己这么近，但还是想尽力帮到亲人。这让程帅帅觉得，自己是在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利益

1990年生人，程帅帅年少时恰好经历了故乡河南艾滋病感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身边的玩伴，有些父母因卖血感染，而自己在出生时也被殃及。

“最开始很害怕。”程帅帅说，直到他去朋友家玩，看到全家唯一没有被感染的那个孩子也健健康康活着，这才打消了心里的恐惧。

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在大学时程帅帅开始参与艾滋病公益活动，并在后来创办了“艾滋公寓”。公寓就租用了传染病医院附近的民宅，供前来就诊的感染者和家属居住。在那里，程帅帅又遇到了陪父母来看病的儿时玩伴。

程帅帅曾经很骄傲地宣传，“艾滋公寓”是完全免费的，“但我觉得很累。”

他认为“艾滋公寓”里的一些感染者并不珍惜居住的环境，因为觉得这来自于别人的无偿捐赠。他也在改变着曾经认为公益应该是高尚、纯粹的想法，“这个门槛太高不利于发展。”

“降低门槛”的办法最终演化为“药品转让平台”和海外代购中的费用，但程帅帅仍然坚持着自己行为的公益属性，他将此称为“收费公益”，由慈善对象养活的公益行为。他为自己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来自经济学家哈耶克那句著名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但在牵扯到钱财之后，在一些感染者心里，程帅帅的形象发生了改变。感染者廖凯（化名）曾到过“艾滋公寓”几次，为这个90后小伙子的所作所为感动，直到他发现，程帅帅可能在利用公寓积攒下的感染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