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商严格的配送管控和承诺中，一线城市发达的物流系统，像是一台运转规则严密的传送机器，它承载并实现了资本与企业所期望的蓝图。每一台游走于街头人群中的低速机器和驾驶员，缔结出无形的传输通道。

他们像是城市里无所不在的隐形群体，不断依托于商品完成人对人的接驳，却从未真正存在于其生活中。在平台制定的苛刻规则中，客户物流权益被充分保障，可背后是否有人的权益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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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卢讲起一位淹死在京密引水渠的前同事的故事。

宅急送改制以前，卢在那里干了不到两年，认识了一个‘为人圆滑、处世精明、吃苦耐劳’的快递员。在同事的眼里，此人很会赚钱，除了每个月超标完成任务，还见缝插针接私活，给昌平当地的一些熟客做物流中转业务。

卢当时不明白，这个月入绝不低于五位数的同事，为啥顿顿吃馒头咸菜，当面提出疑问后，对方告诉他：每个人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他当即觉得，这话十分有道理，便常常用来告诫自己。但得知此人淹死在运河之后，他又替他感到不值。‘命都没了，赚那么多钱有啥用呢？’

他喝得不多，但是脸颊已经微微泛红，言谈举止比白天更加直接、武断，这也许是下意识，也可能是疲倦到无力掩饰。他喝光了两瓶纯生，又顺手拎走了我那一瓶，把酒倒进杯子，一饮而尽：对于卢来说，这就是一天之中最轻松自在的时刻。

昌平区马池口镇白浮村同中国许多村落相比，看不出什么特别。夜晚的街道嘈杂混乱，小吃店毫无秩序地拥挤着。门口总站着几个看起来无所事事的中年人，三两成群，一边抽着烟，一边在各色霓虹标牌和路灯照不到的街角来回踱步，被动而安静地隐入身后的世界。

我和卢吃饭的这家餐馆就隐匿于此，它对许多昌平人来说是一处隐形的角落，但却是卢最熟悉的世界，在我们落座的这张饭桌边，他曾跟生意上的合伙人分道扬镳，两万多块钱投资至今没能要回来；也是在这儿，卢讲述着那个淹死的同事，其生前上百万的存款，和那辆至死都没能买到手的现代ix35。

从另外一个人的意外死亡里，卢看到了自己。从2007年初来北京，到如今结婚生子，他终于找到了拼命工作和赚钱的理由。

‘为了生活。其他啥都不为。’

唯一的诀窍就是咬紧牙关，因为一旦把货放在半道上，就再也拿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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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是四川宜宾人，父母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去了成都。农村有地，但他不会种，又因为学习成绩不出众，他早早便放弃了上大学的想法，打算到大城市谋生计。他说自己小时候并不是一个老实孩子，经常和表弟偷偷翻墙到草堂里玩，被人抓住后，爸爸会拿着一米多长的竹竿一路抽着他们回家。

孩童时代的顽劣，多年后化为马路上的恣意。

午后的东关，卢和我合骑一辆摇摇晃晃的电动三轮车，拉着负重过载的洗衣机、微波炉、电冰箱等家电，飙驰在尘土飞扬、货车如火箭炮般来往穿行的朝辛路上，两个四川人分坐一边，各自操控着左右两个电门把手，毫无默契地掌控着行驶的方向。

这个场面的戏剧性在于：对我而言，这像是一场作死的挑战，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任凭肮脏的空气和随时可能被撞飞的危机感蹂躏和挤压；而坐在一旁的卢，简直是马路上的飞行员，总能够找到最精准的角度转向、变道、加速、超车。

他显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骑行者。就在采访前不久，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让卢的驾照被扣押了，他的老板不得已借出一辆电动三轮车救急。结果这位半路骑手碰上了北京最糟糕的时节，入秋之后气温骤降，卢骑车送货还没到两天就被吹感冒了，当天他一边骑车一边聊着自己的故事，讲话中的断句往往取决于抽吸鼻涕的需要。

下一单货要送到铁路对面的朝凤南路，卢的车需要杀入路口左边一条狭窄的小巷，身后疾驰的车辆似乎并没有减速的打算。在我犹疑之际，卢已经调转了车头的朝向，在没有后视镜的情况下，一步步逼近马路中央。我的心脏随着刺耳的鸣笛声蹦出了一种自杀的节奏，卢却混不吝地教导着我：怕什么？反正后面的车也不敢撞你。

搏命般的工作精神是在长期的送货经验中总结练就的：在每天长达8-10小时的送货过程中，安全和速度的选择权永远被掌握在客户手里，对催单和投诉的担心与不确定感，让行驶安全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奢求。送得快、送得准，才是最粗暴的信仰。

卢坦言，他现在已经收敛了许多，因为这份工作几乎是他一家三口的全部收入来源，他的安全牵系着整个家庭的命运。‘我比不上那些送外卖的，整天在马路上玩儿命似的，简直是疯了。’

没送过货的人，大概不能理解其中的无奈之处。卢算了一笔账：按照没有保底月薪，一单货12块钱，每天平均30单货，一次电话投诉罚款最低200元，一次网页差评最低2000元，没有车损、油费补贴和社保的标准来看，像卢这样的普通送货员，根本无法承受送货超时和客户投诉的后果。

一次投诉意味着丢掉半月辛苦钱。如果送货流程完成不严谨，卢还要做好白干一个月的准备——曾有一次没做货品当场校验，他为不知如何出现的一台碎屏电视，买了几千元的单。

还有比扣钱更令人烦恼的问题。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就出了个岔子。

当日雨下得很大，昌平城区被游人车辆围堵得水泄不通。可当天的货单量不少，收货地址分散，必须按计划一单单送下去。其中一个大件他没办法独立配送，要等去十三陵的同事晚上回到取货点，合作送货。

当日他被这位客户催了两次单。傍晚时分，耐心耗尽的收货人给雨中奔波的卢再次来电，破口大骂。这是一种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颇为常见的收件人意识，在电商企业严格的配送管控和承诺下，发达的物流系统像是一台定时运转的传送机器，由人为因素导致的配送问题，往往被视为不可接受的理由。

卢曾想脱了衣服去和这人干上一架，但终归没有。一小时后，在同事配合下，完成了那一单配送。

之所以在辱骂面前选择沉默，原因在于他自认为过了‘傻逼’的年龄。初到北京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餐厅服务员，曾因为琐事与食客打过三次架，被罚连续站了好几天的班。

有了老婆和孩子以后，卢没立场再任性地生活。

这种意识慢慢转变成自我保护的本能。驾照被扣押的那天，卢旁观了那个追尾他的司机和交警争执的整个过程，他觉得那人简直蠢到了极点，挑战权力是一种没有任何价值的行为。而责任认定也印证了他这一想法：那位‘抗争者’被扣了10分，罚款900多元；卢顺应交警配合调查，只扣了三分。虽然驾照还是被扣押了，但卢觉得在做人这一局，他已经胜利。

许多年前那个翻草堂的孩子很难想象，在越发强调独立价值和多元个性的城市里，忍耐和退让，却是他学会的第一条生存要诀，也给如今的他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在一个不被别人过度关注和在意的角落，单调而机械地完成自己该做的事，顺应而不争辩地活着。

竞争对手在车身的恶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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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在北京卖过一段时间保险，觉得压力太大，后来跟着卢去送了半天货，乖乖回去卖保险了。

‘小时不努力，长大送快递。’卢坦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