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钱，还不如呆在家里。”好几个老乡说，幸苦不怕，能赚到钱就行。

三

现在，这份唯一的联系也在风雨中摇摆不定。

刘华说，新政出来后，大家都很心慌。

之前，他每天早上7点出门开车，车子每天洗、天天擦。

现在，心情好就去拉一拉，有时候睡到10点才起床，一点动力都没有。

中午见到老乡齐士辉的时候，刘华正躺在床上用手机看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一个网约车新政研讨会上的发言。

沈岿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目前以北京市网约车征求意见稿的细则来看，它跟五个原则可能会存在抵触或者不一致的情况……”齐士辉盯着手机屏幕说，有人替他们司机说话了，觉得至少有个心理安慰，会舒服一些。

法律专家的话有没有用，政策会不会改变？他心里没底。

心里没底的不仅仅是齐士辉。如今，大东车队的微信群越来越沉寂，开始陆续有人另谋出路。已经有人找了快递员的工作，也有人想把刚买几个月的车卖掉，更多的老乡还在观望中，一边找新的工作，一边时不时出去拉几单。

开车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是被“钓鱼执法”。跟齐士辉一起住的郭房说，自己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一个地方开滴滴的时候，被钓鱼执法，罚了3000元。为了证明此言不虚，他把收据的图片拿了出来。

但网约车司机是他们的理想职业吗？刘建东和齐士辉自言自语地重复了几声：“理想职业……理想……”然后说：“嗨！没啥理想，关键是能挣钱就行。”

刘建东反问：“衣食无忧了才能谈理想，没吃没喝啥都谈不成，对不对？”

刘建东和齐士辉对未来并没有什么计划。但他们的共识就是，现在不能回农村，农村不挣钱，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必须留在城里才有机会。

中国的城市正越变越大，但对城镇化来说，这还不够。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中国的城镇化率将城市的常住人口计算在内，这意味着只要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便被统计在内。大东车队的老乡们，或许都曾被算作为城镇人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城里人。户籍制度目前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从教育、就业、医疗到养老，户籍几乎贯穿每一个普通人一生所有的重大环节。若以户籍计算，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而要让外来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齐士辉是车队里为数不多的接触过社保的人，他之前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时候，工厂给他买过一段时间的社保。然而，刘建东和王果智却搞不清楚“五险一金”区别在哪里，他们想了一会，说出了住房公积金和医疗、养老保险。然后王果智说，这东西感觉对他没什么用。

或许齐士辉也有理想，那就是成为北京人。他对刘建东说，下辈子做北京人吧，出生了身家就是几百万以上——这的确是一些外乡人对北京的看法，虽然用来形容所有北京人并不公道。

不过，刘华觉得最悲哀的是，如果可以继续开网约车，还能慢慢想办法提高收入，但现在，关键是不让外地人干，“就一点希望没有了”。

最近，朋友给他介绍了个接送一户人家小孩上学的活，每天早上五点半接上孩子，然后七点前从南六环赶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小学。每天酬劳120元，来回60公里，油费自己掏。

对一个北京本地人来说，“京籍京车”政策影响不大，只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而对刘华和大东车队的32个同乡来说，换车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换户籍呢？看起来遥不可及。

他们生活在南六环的城中村，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一个变化，便能轻而易举地颠覆他们的生活，切断他们与城市的联系。而家乡的土地，好像已经再也无法回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刘建东外，文中出现的人物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