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神器”还有更多技术细节。比如，一种比较易于侦查的方式是“同机多人”。即一台手机上有多套账号（比如50个以上账号）在登陆，淘宝就会将其标注为“异常”。通过进一步探索这50个账号的信息，比如其中是否有“危险”账号，就能发现更多证据。

隐私安全问题同样重要。阿里方面说，任何调查和查证账号的请求，都需要公安机关正式发函到阿里巴巴，才能进行处理。

京东和腾讯是如何打假的？

没有哪家互联网公司能逃得出假货的困扰。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分析师姚建芳认为，打假问题和电商平台的经营模式有很大关系。相对来讲，自营平台的假货概率会低一些。而第三方入驻的平台授权、供应链、货源的把控可能会出现漏洞。

姚建芳表示：“平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平台和商家有一个合约关系，商家每年是需要向平台交佣金的，很多平台的打假都是相互利益回旋的结果。消费者和外界媒体能见到的，可能都是表面的，实际到底做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

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京东市场部人员表示，作为以B2C运营为主的电商平台。他们打假主要通过技术手段。最常用的是一种“商品质量管理系统”，对在售商品进行风险评估和筛查，主动发现潜在质量风险。

根据京东2015年财报数据显示，京东自营GMV（交易总额）为2556亿元，平台GMV为1909亿元。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57.2%和42.8%。在两者几乎持平的基础上，如何控制第三方平台的产品质量成为了京东的重头戏。

网络关键词甄别已经成为了电商标配，但制假售假的团伙已经学会了用各种关键词规避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京东有一套“网络关键词甄别系统”，在日常页面审核工作中，这套系统通过对违规关键词的检索，以节省审核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腾讯虽然不是一家电商公司，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交软件公司，腾讯需要尽最大可能控制平台上可能发生的交易和欺诈风险。

在接受采访时，胡冰曾对记者表示，假货受害者最关键的一步是，他们会从阿里交易平台转移到微信、QQ上进行交易，跨平台之间的交易就会完全脱离单一平台的管控。一旦出现假货纠纷，事情将变得极难处理。

对于控制着社交渠道的微信来说，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障用户安全。对于微信中的微商现象，腾讯方面表示，用户选择微信使用方式的前提是合法合规。对于透支信任恶意欺诈、恶意营销等违反相关法律的行为，微信会联合权利人进行坚决打击。

微信还成立了“微信品牌维权平台”，联合300多个品牌共同打假。微信透露了一些数字，在个人举报中，有3%的举报与商品售假有关。打假举报类型最多的是奢侈品、体育用品和服饰。

电商和司法的信息断层严重

在采访过程中，界面新闻记者发现，虽然电商平台在努力打假，公检法也在侦破此类案件。但双方严重缺乏配合和沟通，信息断层明显。

2015年1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发布，打假正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

《意见》对假货治理问题给出了3年的明确时间限制：“要初步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参与的监管格局，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健全，监管技术手段更加先进，协作配合机制更加完善。”

胡冰不止一次跟记者强调，阿里巴巴需要公检法的支持。比如，希望可以完善假冒伪劣商品的检验标准，提高权利人的维权意识等。

公检法对此也有自己的诉求。在当下，中国的公安机关很难拥有大数据侦查的能力，他们只能寻求互联网公司的帮助。公检法的人才培训中较少开设大数据分析课程，而有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专业人才也早被互联网公司高薪挖走了。

胡冰在神盾局成功转型后，收到了很多老战友的来信。像胡冰一样，渴望学习大数据知识的警官不在少数。苦于平时的工作压力和强度，执勤、安保、维稳，他们没有时间精力获取最新知识和打假技能。有时，神盾局还需要向来访的警官解释线索中每种数据都是什么意思。

而且，除非是案值特别巨大的制假造假案，整个公检法资源还是会偏向社会危害更严重的刑事案件，比如人身伤害案、盗窃、诈骗等。在阿里巴巴提供给浙江省公安厅的300多条线索中，到现在还有没有处理完的部分。

胡冰说，“中国公安现在还没有真正迈向数据侦查的时代。智慧警务、科技强警等行动表示公安机关也确实在努力。但另一方面，他们是被倒逼的，互联网犯罪案件猛增，如果中国公安跟不上这种互联网步调的话，早晚要吃苦头的。”

中山一法院的李囡法官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如果互联网公司能够开设类似的“大数据知识普及班”，多提供一些流程和科普材料，他们都是愿意参加的。

江南还认为，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需要加强。这个事情不可能是司法为主导，而是要通过电商公司，自下而上产生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