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就像毒瘤一样，是这个社会心照不宣的秘密。

但还是有公司愿意捅破它。2015年8月，北京海淀法院审结了广联达加密锁系列案件。15名犯罪嫌疑人被判处8个月到5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2万至120万元罚金，同时有5人被判缓刑。

推动这起盗版案成功审理的是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损失，整个案值高达220万元。广联达地处广州，主要生产用于工程计量用的商用软件，正版License价格在3000元到4万元不等。

广联达被软件盗版者盯上了。2012年3月至2014年7月间，犯罪嫌疑人巧妙地通过“反向解码”技术破解了这款软件，然后通过淘宝网店、在百度搜索中建立推广链接等方式对外销售，售价仅为60元-300元不等，不到正版价格的1%。

不堪其扰的广联达决定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公司自己去购买盗版取证、比对、出具报告。负责该案的法官助理江南（化名）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专访时强调：“广联达已经算是非常积极配合法院，懂得维护自身权益的公司了。”

传统线下打假要求公安机关“抓现形”，人赃俱获才能起诉。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他所有的作案过程都是在线上进行的，给调查取证带来了难度。

互联网打假难题

并不是所有公司或受害者都像广联达一样，有强烈的维权动机，多数公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得过且过。

江南介绍，类似三星、惠普这类重视知识版权保护的公司可能会做得好一些。甚至有专门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帮他们打官司，这已经变成了一门新生意。这些代理公司在搜集到证据后，找三星这样的大公司谈判——“我帮你打官司、你分我一杯羹”的利益交割明显，取证链条模式化，商业样态成熟。从最先的中关村、海龙电子城开始，慢慢发展到线上。

如果没有这些代理公司，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的成本太高。

广东一名“较真”的消费者廖喆（化名）向记者分享了他自己的真实案例。2014年，他通过某团购网站“秒杀”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售价在800元左右，宣传时显示的是“三折”价格。但巧合的是，与朋友比价后他发现，自己三折淘来的车与朋友正价购买的价格相差无几。

他于是想找凤凰自行车讨个说法。

廖喆性格执拗，他首先是及时对团购宣传页做了截屏，保留了交易证据。然后向上海物价局反映情况。半年过后，上海物价局给出了价格欺诈认定。凭着这份关键证据，廖喆打起了官司，又三四个月过去，廖喆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胜利的代价是，这起案件前后耗时8个月，800块钱的自行车廖喆拿到了2400元的三倍赔付。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廖喆这么幸运，有保留交易证据的意识和持续抗争的斗志。多数人恐怕都会自认倒霉。

而互联网打假案的取证也越来越难。

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李囡法官认为，取证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公证购买”。她甚至建议维权方可以把邮寄地址直接写成当地公证处地址。在完成购买后，直接进行购买封存、核实订单号、寄件人信息、网上交易记录等。就是要确保商品的唯一性。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要保证你买到的“假货”就是那个商家要卖的，中间不会有“掉包”可能。

甚至很多警察在侦查时也没有这么明确的电子证据固定的意识。警方在查抄电脑、硬盘时，需要在现场有见证人的情况下，记录下该物品的编码等数据，确保证据源不受污染，做好现场勘验的笔录。

当然，职业打假人和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会有更聪明的做法。他们有一种名叫“存证云”的软件，直接记录交易过程。

确保商品唯一性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证明“假货就是假货”，这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不同电商平台上的商品检验标准不同，且都需要权利人配合。什么样的检验标准是有效的？消费者恐怕很难像廖喆一样，花高价把商品送到专业的质检机构去检验，有些商家也不愿意给消费者提供产品检验的服务。

阿里大数据打假

阿里巴巴是受假货问题困扰最多的电商平台之一。

这家目前市值1800亿、占据电商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的公司在2015年深受“假货”困扰。2015年5月，Gucci等奢侈品牌诉其售假；2015年7月，阿里受到了美国服装鞋类协会指责，被评价为“打假努力缺乏成效”。假货一时之间成为了阿里巴巴的敏感词汇。

不少消费者认为，阿里打假不是技术水平不行，只是关一下网店的问题。而刘强东甚至也曾放言，“网络打假很容易，一个程序员一天就可以搞定。”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淘宝故意不作为。阿里巴巴神盾局胡冰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专访时却表达了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胡冰认为，关掉线上的网店看似容易，但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难点是在线下。线下制假造假的窝点不打掉，制假者换个“马甲”、重新弄一套生产许可证就又可以开店了。而且商家也有自己的权益，关店需要有充足的证据。

“就好像一个个伤口，你总拿创口贴去止血。病根没有铲除，身上就会是千疮百孔的。”胡冰这样比喻线上线下打假的关系。

阿里最神秘的“神盾局”是打假核心。胡冰是“神盾局”的一员，这个部门的神秘性和它的名字一样，主要工作在于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数据侦查。

在神盾局的基础上，2015年12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整合了阿里之前分散在底层安全、技术、客服、品控、规则制定、云平台等各个部门的分散打假人员。

今年1月，阿里还特意请来了苹果前法律顾问马修·巴希尔出任集团副总裁兼全球知识产权主管，且任命郑俊芳担任首席打假官。

3月14日，马云现身集团内部的打假会议，这是他今年第一次现身业务会议。他给出了两项承诺：“投入不封顶，进人无上限。”

这一切都彰显了阿里巴巴打假的决心。

在内部讲话中，马云强调：“消灭阿里巴巴容易，但消灭假货难。假货就像病菌存在周围的空气里，跟假货的斗争，就是跟人性的阴暗面做斗争，这是一场永久性的战争。”

制假窝点是“伤口”，但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至少可以帮助阿里巴巴找到伤口在哪儿。

胡冰是几十年的老刑警了。他身形清瘦，破案侦查经验丰富，几年前从公安系统跳槽到阿里神盾局，一切数据挖掘的能力都从基础学起。

胡冰介绍，任何人只要在互联网上活动，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这是它与传统物理犯罪的不同，真实世界中的犯罪会受到天气等客观条件的影响，犯罪证据极易被毁坏。但互联网世界完全不同。

互联网上的痕迹，包括账号、操作、登陆之后的发货、退货、地址、交易明细都会留下线索。这些痕迹慢慢组成了我们所说的“打假大数据”。

2015年6月，浙江省公安厅破获了一起“壳牌制假售假案”，案值过亿。得益于神盾局与壳牌权利人良好的合作关系，最初的线索由壳牌提供，他们发现淘宝平台上有很多仿冒的壳牌润滑油。神盾局马上利用自己的数据和专案团队去挖掘这一线索。

更多的线索来自资金交易。有交易就必然会带动双方的交易账号，发货时会有发货地址，货品不好时会有退货地址，再加上注册店铺时需要提供身份证。退一万步说，即使注册用的身份证有假，也有它关联的电话等信息。这些线索被一一带出，后来，这些线索通过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广州警方。

阿里巴巴作为一家企业，并没有执法权。胡冰介绍自己能做的就是利用数据为公安打假附能，这是一件共赢的事情。

这起案件以广州警方的深度调查收尾。这个造假团伙有个更大的网络，遍布六个省份。这起案件最终被上报给公安部，公安部牵头，在六省一市发起了行动，然后把整张网络打掉，涉及生产、存储、线下分销商、物流、线上开店、客服等多个环节。

壳牌方面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在于，互联网能提供多点联动的效果，即使是小额多笔的售假行为，也可以“拔出萝卜带出泥”。相比于传统线下实体店，如果店主死咬住不告诉你其他同伙，这个线索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