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肩长发、连鬓胡子、质疑传统道德和制度……这是《旧金山纪事》记者赫柏.凯恩所描绘的始于6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的典型形象。他们的生活离现实的主流社会似乎是那么的遥远，

　　然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当时光追溯到20多年前时，因为他在某个瞬间的一次“愤怒”，却引爆发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发展到今天，不仅已经影响成千上万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人的工作模式、思考方式，而且造就了一个至少数百亿美元规模的大产业，其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而这一切，目前还仅仅只是个序幕。

　　软件嬉皮士的愤怒

　　这就是“自由软件运动”，而这个“愤青”，叫Richard Stallman。古怪的穿戴，使得Richard Stallman乍看上去象个潦倒落魄的马戏团老演员，而长长的披肩发却又带了一些救世主般的神韵，人们尊称他为 “计算机科学家”，而Richard Stallman对自己的定位是“哲学家”。Richard Stallman就是这样全身充满了矛盾的元素，这似乎注定了他倡导的“自由软件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戏剧”和“争议”结下了不解之缘。

　　Stallman于1971年进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那时的软件世界是没有私权的，这使得他的技术能力在知识共享的氛围中茁壮成长。但到了70年末，以一封《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为标志，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为框架,软件逐渐步入Copyright的时代。初期，确实曾一度鼓励了技术创新，但随着到了软件垄断阶段，人们很快发现， Copyright制度除了能成全那篇文章的作者BillGates成为一个“世界首富”之外，对社会公益已起不到到更大的作用，反而阻碍了知识的传播，甚至，它还引起了一些崇尚知识共享的程序员们心态的变化。利益的诱惑，使得包括同在MIT实验室的那些黑客们，在Stallman伤感的目光中，纷纷跳进了“私有软件”的阵营。最让Stallman揪心的事发生在1978年，当时他正在用一台Xerox赠送的一台打印机，由于打印机放在楼上，所以每当卡了纸或者印光了总是无法知道，导致Stallman总是拖着本来就十分肥硕的身躯沿着楼梯没完没了得爬上爬下。他便向Xerox公司索取打印机驱动程序源代码，准备改写程序以便更好地控制打印机。孰料这要求被对方以“Copyright”的理由严正拒绝了。Stallman彻底愤怒了！他说：“我再无法说服自己不公开协议是纯洁清白的。当他们拒绝与我们共享时，我十分气愤。我不能更弦改辙，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

　　这样，为了捍卫内心的道德准则，Stallman拒绝随波逐流，选择了一条与商业软件作战的道路。1983年，他完成了被称为自由软件运动的宪章的《GNU宣言》，阐明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动机。1985年创办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为自由软件的开发与筹资、教育宣传和推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但它的真正成熟，还得归功于1989年由软件基金会发表的通用许可证，即GNU 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因为它用制度化的形式不仅指明了自由软件运动的解决方案，也保障了运动的推广。该协议允许人们自由复制、使用、分发和修改软件，并提供程序源代码。唯一的要求的是其衍生软件仍必须遵循GPL协议，以保持自由软件运动的持续性。GPL协议是对传统知识产权模式和价值观的重大挑战。 Stallman特意将该协议所体现的精神命名“Copyleft”。

　　自由软件运动在80年代并没有形成足够的气候，尽管它诞生了诸如GUN Emacs、GNU C编译器（gcc）等著名开源软件，其瓶颈就在于GUN没有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因为那是管理其他软件与系统运行的最基础的软件。但到了1991年，这个令自由软件运动的技术高手们寝食难安的问题却由于芬兰一个叫Linus Torvalds的大二学生的某次家庭作业，戏剧般地解决了。

　　集市中飞出的凤凰

　　Linus将他的作业成果命名为Linux。而这个Linux无论是从它的产生渊源，到它的开发模式，都完美地体现了自由软件精神：linus先是将荷兰教授Andrew S. Tanenbaum 开发的用于教学的MINIX开源操作系统进行了一番修改，发布到了网上，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纷纷下载、测试、修改，最终被反馈给Linus。著名的开源理论家EricRaymond用激动而形象的笔调描绘了这一场景，他写道：“Linus Torvalds的开发风格（尽早尽多的发布，委托所

　　有可以委托的事，对所有的改动和融合开放）令人惊奇的降临了。这里没有安静的、虔诚的大教堂的建造工作--相反，Linux团体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有各种不同议程和方法的乱哄哄的集市（Linux归档站点接受任何人的建议和作品，并聪明的加以管理），一个一致而稳定的系统就象奇迹一般从这个集市中产生了。”就这样一只脱胎于一次学生作业的“小企鹅”，在群策群力下，开始了凤凰般的飞翔。

　　Linux的诞生具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它的可移植性、安全性、易控性和低成本，被迅速运用到了包括PC在内的各种平台中；它的成功模式也激励和带动了诸如Apache、MySql、Jboss、OpenOffice等著名开源旗舰产品相继脱颖而出；大量商业公司也纷纷加入，围绕linux设计产品编译应用程序开拓商业模式；而在政府界，巴西、法国、比利时等国家纷纷通过议案要求政府采购优先考虑开源软件。随着“开源”和“自由”的呼声愈发高涨，2003年，对代码一直“守贞如玉”的微软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以“共享源码”的方式，向十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公开Windows源码。

　　自由的困惑

　　世事的发展总象一把双刃剑。随着更多商业和政治力量的进入，自由软件运动的声势空前浩大，其内在的危机也愈发尖锐，甚至到了影响整个运动生死存亡的地步。溯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自由软件运动安身立命的根本——GPL协议和传统知识产权冲突上。无论是对GPL的执行效力和范围、还是对于侵权风险的规避和侵犯程度的估算等方面，GPL都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审核、量化机制和保障制度。这样，GPL在专利诉讼时候的无保障性令无数计划开发或者使用开源产品的厂商们望而生畏。据“开源风险管理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宣称，Linux内核具有潜在侵犯283项专利风险的消失更是一石惊起千层浪。也使得许多商业软件厂商或者其他谋取私利者对此大做文章，抢占市场。

　　2003年美国SCO对IBM提起的诉讼预告了这一必然的专利大战。其背景是，目前与Unix有关的包括版权在内的全部权利的拥有者SC0集团瞅准了IBM基于UNIX所开发的AIX操作系统的一个“软肋”，即IBM并不拥有向第三人转让UNIX的源代码的授权许可。于是SCO指出，IBM违反了软件许可协议，非法将AIX软件（即UNIX软件）的部分源代码贡献给Linux的开发者，用于Linux软件的开发。尽管向IBM提出了三十亿美元的赔偿，但SCO的胃口不限于此，它宣称会向全球Linux的用户发出要求支付许可证费的帐单。这震惊了全球业界，尤其是采用了开源软件的商业公司（当然微软除外，它春风满面地率先同意向SCO支付许可证费）。所以，SCO一但在诉讼中胜出，全球的自由软件事业将受到毁灭性打击。

　　因此解决GPL与传统专利权的冲突已经刻不容缓。Stallman也表示，计划2007新推的GPL V3将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但从目前公布的GPL V3草案看，却又有引发了另一场影响同样深远的危机的潜在危险。争议出在有关数字版权管理（DRM ）技术的条款上，它不仅要求用户公布修改的源代码，还要求公布相关硬件。目的是为了“阻止硬件厂商利用DRM 作为绕过GPL 所要求的编程人员自由的途径”。广大硬件厂商自然强烈反对，而自由软件阵营的另一个位重量级人物Linus Torvalds对Stallman们的“倒戈”，更是让整个局势复杂和微妙起来。Linus Torvalds说：“作为软件开发人员，鉴定硬件如何运行软件不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是一家硬件厂商，在销售硬件产品时，我会确保产品只能运行一种版本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因为我对该版本进行了验证。在运行前，我会让硬件检查二进制代码的密码。”Torvalds表示如果GPL v3不支持这种做法，他不会让linux遵循GPL V3。

　　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

　　如果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自由软件运动中的种种危机，其本质在于资本意识和道德信仰的冲突。Stallman和他的基金会从事自由软件是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正如他所说“GNU本质是一项社会工程”，技术本质上只是实现他的道德理想国的一个工具；商业公司选择开源，参与自由软件运动，实质是资本意识在与社会公益、政治等诸多力量进行了一番博翌后所作出的“资本利益最佳化”的策略。但我们要重视这种“利益的欲求”，因为它是推动社会和文明前进的原生动力。因此摆在自由软件战士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对任何“不自由的现象”痛快地“一剑封喉”（那只会导致更多的障碍），而是去思考该如何产生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资本在扩张的同时不知不觉增进社会整体的利益，因此在短期内战略性的“妥协”、“放开缺口”是必要的，因为正如“资本意识”需要“道德信仰”来疏导那样，自由软件事业也需要资本的力量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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