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笔者以为，普遍应用于中国互联网公司的VIE模式，其本质是“将一个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某家公司通过各种形式的“协议安排”实际控制另一家公司，但要在表面上，做到两家公司互不相干———即不存在股权关系。

　　曾见过某家完全由中国人开的，却注册在境外的公司，通过香港子公司跟其在内地的子公司之间，一系列的“协议控制”的合同文本。其间，各种条款细节，足足超过300页。费尽周折，就是为了构建VIE模式这个表面文章。

　　为何如此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热衷VIE？

　　实属无奈。VIE最早的普及性应用是在互联网行业所隶属的电信领域，根据中国相关的监管政策，基础电信行业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基础性行业，其对外资开放存在种种限制。而在现实的另一面，大量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有着海外上市的融资需求，为了绕开证监会的审批，而将公司注册在境外。

　　于是，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运营，并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互联网公司，从法律意义上讲，变成了“外资”———这与监管部门，关于外资不得获取ICP牌照的政策相冲。

　　在此背景下，VIE模式也就是“协议控制”应运而生。一方面成功的绕开了相关的政策监管；另一方面实现了境外注册，内地运营的“双赢局面”。

　　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自VIE模式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应用以来，政府监管层大多采取的默许态度。沿着这样的监管逻辑，VIE模式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新浪采取VIE模式在美国上市以来，中国在境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无不利用VIE模式。来自海外资本市场的资金，源源不断的为中国互联网公司输送血液。

　　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当今互联网的业界巨头，无不是VIE模式的受益者。毫不夸张地说，没有VIE就没有中国互联网的黄金十年。

　　事实上，众多业界人士也大多对VIE持积极态度。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就在微博中公开表示：“无论对阿里事件是什么看法，绝对要支持VIE。”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亦表示：“(VIE)是中国互联网产业一大创举，存在即合理。”

　　随着在海外上市架构中的成功应用，VIE模式的功能被逐渐放大，网游运营、第三方支付等对外资设限的领域，VIE模式被频频复制。

　　而让VIE模式“对与错”的讨论成为舆论焦点的，却是此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事件。

　　到如今，如何“让趋于模糊和封闭的准入制度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让牌照至上的审批经济逐步走向适度监管的市场经济。”业界需要一次集体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