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似乎最喜欢挑战“一切照常”，他经常为此展开更为深远的思考。同样的动力促使他反思人们熟悉的慈善做法，并最终决定把自己的大量财富花在为重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一紧迫任务上，而不是进行小打小闹的捐赠、到头来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尽管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制药业大佬亨利•惠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创立的基金会，在其创始人去世几十年后仍位居世界上少数财力极为雄厚的基金会之列。盖茨基金会则计划在盖茨夫妇去世后的20年内捐出所有资金，然后进入清盘程序。

撼动自满、挑战思维惰性的本能，并不总能让盖茨赢得朋友。为根除一种疾病而押上自己财富和声誉的做法，还有可能被人指责为“虚荣”——“自我慈善事业”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牵扯到超级富豪时，这种慈善可能会扭曲目标。根除一种疾病的案例以往只发生过一次——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80年宣布天花已被根除。若能帮助资助和组织根除第二种疾病，盖茨基金会将一跃成为全球健康领域最重要的私人慈善机构。此举还将为该基金会奠定基础，利于将目标转向其希望最终根除的其他疾病，为首的就是疟疾。

有人质疑根除疾病努力的价值，认为若按被挽救之生命的直接数量来衡量，其他善举会不会是更好的投资。面对这些质疑，盖茨表示不屑。“‘根除’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零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你要么尽一切努力来达到零，然后对自己实现了目标感到欣喜；要么在接近目标后放弃努力，然后发病率反弹至原有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你白白浪费了大量信誉、精力和资金，而这些你原本可以投入到其他事业上。”

有赖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小儿麻痹症在印度已得到根除。但这种疾病在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仍然流行，偶尔还蔓延到邻国。这三个国家仍是世界上最难开展慈善工作的，在巴基斯坦，塔利班曾对疫苗接种小组实施炸弹袭击，并指责他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流合污。这一事实实则说明了为什么在“根除”努力启动近30年后，小儿麻痹症仍然存在。能否根除疾病与科技是否取得进步关系不大，尽管在这一努力中，新疫苗（这些疫苗更直接地瞄准现存疾病类型）的研制工作起到了帮助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针对小儿麻痹症和其他疾病的免疫活动，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把疫苗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并在这一过程中确保它们的温度保持在2至8摄氏度的狭窄温度范围内，以防它们变质。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所谓的“冷链”：从区域配送中心的大冰箱，到接种人员手中的接种箱。运营“冷链”需要进行周密的后勤组织。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制冷所用的煤油或其他燃料供应短缺，或者设备陈旧，年久失修出现故障。盖茨称，这样的问题技术含量太低，难以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遗憾的是，这是一件很平凡、实际的事，”他说，“从科学的视角看，它不够‘性感’。”

此时商人盖茨对激励机制的理解是非常有用的。由于所需的冰箱数量不够、不能为制造商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盖茨基金会不得不预先作出财务承诺。他补充说，疫苗制造商的商业模式使得它们没理由降低生产成本、让自己的产品在价格上更合适。在发达国家能够开出的价格，足以覆盖它们的高成本。如果它们因改变自己精心调校好的生产工艺而酿成任何差错，那就可能危及现有业务。“这与科学无关——这个问题是，你如何才能制造50美分的疫苗？”

瞬息万变的科技行业的参与者所熟悉的管理方法也被引入。包括采用快速的试误周期——新的科技公司往往会先进行试误，然后再砸下重金将其中一种管用的设计方案投产，这个过程称为“规模化”，目的是让它们抢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独占一个新市场。

在国家层面负责实施的高级项目官员艾普瓦•马尔雅(Apoorva Mallya)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印度成功根除这种疾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将大笔资金投向了地方性的项目；这类项目本已具备在全国有效实施的潜力，但因规模过小影响力不足，包括在疫苗接种活动开始之前向各区和街道指派社区动员者，由其组织妇女开会，克服不信任或抵制情绪。他说：“我们介入其中并提供资金，让他们在印度各地大规模推广。”

从高科技行业借鉴的另一种方法涵盖了更有效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如果有太多儿童“漏网”，疫苗接种努力就会失败。为了更好地掌握行动的效果，盖茨基金会资助了一些调研小组，用统计抽样来判断是否已达到足够高的接种率水平。

为了更细致了解疫苗接种项目的各项成本，盖茨基金会还引入了一些测算手段。负责该基金会疫苗接种工作的奥林•莱文(Orin Levine)表示，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就很难知道应当在哪里集中注意力，才能使全球健康计划变得更加有效。他解释说：“目前我们并未把整个系统中的各项成本都细列出来，也就是说很难说某一领域的某项创新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在微软这种以工程为中心、理性至上的企业中，人们对这种严谨不会陌生。但在由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组成松散联盟的全球援助领域，局面则更为混乱，很多机构是在仅掌握部分信息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贯彻这样的纪律难免吃力不讨好。学会在该领域工作是盖茨作出的最大调整之一。

“人们不理解数字和系统思维、不理解科学和逻辑，这没什么，”盖茨说——尽管他那出了名的不耐烦令我不敢全然相信他的这一说法。“我只需要一半参与者真正以合理方式思考，我可以说，嗨，这是变革理论，你要明白，如果不（按照变革的要求）去这么做，就会彻底搞砸。”

与许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一样，盖茨也担心政府应对某些最紧迫社会问题的能力。他的这种担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的亲身经历。10多年前，他与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围绕微软是否曾采取非法行动维护其PC软件垄断地位展开过较量，并最终成为战败的一方——尽管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达成的和解挽救了微软，幸免不必按照此前法官命令的那样强制分拆。

盖茨称自己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他承认，与美国政府之间的那场斗争严重挑战了他的信念，他原来一直相信最终胜出的总是最好的结局。他以一种典型的、归纳总结历史的语气宣称，政府“总的来说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方面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美国，自1776年以来，“政府发挥了绝对核心的作用，推动实现了一些壮举”。但是，这并没有缓解他的不安。

“你越接近第一线、看到腊肠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就越有可能说，天哪！这些家伙其实对预算一头雾水。你不由得会想：如果让他们去做些复杂的、在专业管理方面有点深度的事情，比如在美国运行一个有影响又具有成本管理的医疗系统，他们能够办到吗？这有点悬。”

问题不只是政府可能无法胜任相关任务。按照这种分析，多数国家的民主进程也在艰难应对现代世界带来的种种问题，让选民承担他们显然很难履行的责任。“有人主张，让所有人都去投票、就某些领域中日益复杂的课题形成一个意见——而在这些领域中，你也许会认为，那些貌似……容易的答案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面对当前这些问题的民主国家，在此类事情上做得到底好不好”

按照他自己的估计，与修复美国医疗体系相比，盖茨基金会应对的全球健康和发展问题要更加直截了当。但这项工作要求他习得新的技能：培养与政界人士接触的意愿，修炼外交手腕和说服力的内功。盖茨基金会所做的远不只是发放资金，该基金会拥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并立志要针对问题塑造整体上的解决战略。要想产生实际影响，它必须与各类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这迫使盖茨这个不妥协和不耐烦的科技行业领袖学会跟人打交道。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称，盖茨一直密切参与争取必要政治支持的工作，甚至在区域和地区层面上也是如此。例如，盖茨说，他与印度比哈尔邦(Bihar)备受好评的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结下了很好的私交，以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