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知赶往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去赶3小时后即将起飞的一趟航班，还要随身带上相当于500美元的现金，这是他在乳制品厂工作时6个月左右的工资。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带上这么多现金、并收拾好行李出发，于是那家中介告诉通，能筹到多少钱就带上多少，然后到他们的办公室来，等着赶第二天同一时间的航班。通和他的妻子从当地一家贷款机构借了大约350美元。他把这笔钱给了中介，说这是他们手头的全部现金。中介收了现金，告诉通去机场见另一位中介，这已是通这条个人供应链上的第三个环节。

通抓起一个背包，里面装上了他的剃须包、一套简单的换洗衣服、两本《圣经》(一本尼泊尔语、一本英文)，以及三张家人的照片。他与哭泣不已的妻子还有女儿告了别，然后跳上一辆小型公交车，在嘈杂喧闹且灰尘满目的加德满都公路上渐行渐远。第三家中介正如约在机场等候，手里拿着他的护照。这位中介要他交钱，但通此时已经是一文不名了。于是这名中介要他签一份契约，承诺再支付400美元。如果通不签这份契约，而且如果他不尽快付钱，他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还没开始工作，通就已经背上了1000美元的债。

通签了契约，然后拿到了自己的护照和一摞文件。他说，所有他接触过的中介都告诉他，不能提及这些费用，因为“如果有谁向任何人透露了这些，他将被立即送回尼泊尔，并且接受罚款和其他处罚”。那天下午晚些时候，通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在同一架航班上，还有其他41个人同他一道去伟创力的工厂。10月15日，当这些人降落在吉隆坡的机场时，一位伟创力的代表接上了他们。他把这些人的护照收走，安排他们上了一辆车，向这个城市的南部开去。之后，经过安检大门后，他们来到了两座高楼前，这是工厂为他们租下来的住所。

莫名其妙，变成了非法劳工

10月底，生产摄像头的工作全面启动了。通和其他上早班的人每天凌晨5点左右起床，然后坐车驶往工厂所在地，7点到达目的地开始工作。除了休息时间，通和其他工人在12个小时的轮班过程中几乎一直都要站着。按照通以及其他尼泊尔工人的合约，他们每班工作12个小时的基本工资是每个月178美元左右。这是尼泊尔政府为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尼泊尔公民设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

11月，通和其他人说，他们注意到废品数量似乎在增加。尼泊尔的猎头中介称，12月19日他们被叫到吉隆坡开了一次会。他们来到为伟创力工作的那家马来西亚劳工中介的办公室，在那里，公司高管向他们解释说，每10个摄像头中大约有7个都被苹果公司拒收了。这条生产线将关闭。通和其他尼泊尔工人被送回了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何自己的工作被停止了。20多天来，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

1月10日，数十名警察和一个人来到了工人们居住的地方。尼泊尔中介认出，那人是伟创力的一名管理人员。此人告诉大家，他们的工作被取消了，他们将被送回家。每人都拿到伟创力的一封信，信中称，工作终止原因是“当前的经济环境”，而不是公司的生产流程问题。

另一封信中解释说，这些工人可以拿到1月份剩余时间的工资，并外加一个月的工资，总计为每人600美元左右。伟创力称，这一数字超出了马来西亚法律规定的金额。通和其他许多人都将这笔钱的大部分电汇给了家人。通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家人后来不得不依靠这笔钱，才支撑度日两个月之久。

按照工人们和中介的说法，那名伟创力的管理者承诺将尽快把工人们送回家，并且有大约200人已经被送了回去。不过他们还是扣留着通和其他1300多人的护照，要求他们不要离开住所。之后，返乡的航班停止了。据工人们说，这一次，他们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

几天的不确定一拖就拖成了数周。伟创力就这样任凭着通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签证先后到期，于是，他们的合法身份成了问题，这些人因此不敢离开住所半步，甚至不敢质疑他们的遭遇，生怕被逮捕。“我们那会儿是非法劳工。”通说，“我们决定哪儿也不去。”马来西亚警方在虐待移民的问题上早已臭名昭著，即便是合法移民也会遭到虐待。曾有人壮着胆子走出住所，据这些人说，警察向他们勒索现金。

这些人每天起床就盼着能有回家或是新工作的消息。许多工人原以为后面的钱很快就会到，因此他们把大部分钱都汇回家了，可现在，他们也没钱花了。再后来，食物也不多了。夜里，通能够听见一些同胞朝窗外大叫大嚷。通认识的一个人似乎快因为长期被关在楼里而发疯了。通尽量让自己独处，他待在房间里，对照着看英文版和尼泊尔文版的《圣经》，借此练习英文。1月底，他能吃的东西也只剩下米糊了。就这点食物，他还要和同屋的其他几个人分享。

到2月初，希望彻底消失了。每个人似乎都没有吃的，也没有钱了。“他们对待我们就好像对待一群狗。”来自尼泊尔东部、在家靠种地维生的拉梅什·库马尔·帕拉久利说，“如果要饿死，也最好饿死在自己的国家。”通打给妻子的电话越来越少，他得节省电话费。

在2月的第一个礼拜即将结束时，恐惧和饥饿变成了愤怒。一些人砸烂了窗户。还有人从楼上往下扔电视。当马来西亚警方赶到时，据他们说，警察没有拘捕他们，而是要求公司发放食物。

伟创力开始用卡车往这里运送现成的食物，不过据这里的人说，食物经常都是坏的，而且从来都不够吃。返乡的航班开始恢复。通是最后一批离开这里的。他说，他在去机场的路上拿回了自己的护照。护照里盖有一个“特殊通行章”，有效期只有一天——也就是说，他只能在2月21日当天离开这个国家。就在这一天，他飞回家与妻子团圆了。这时距离他最近一次工作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借更多的钱再去买一份工作

回到尼泊尔，许多工人当初为支付中介费而借来的钱依然没有偿还。靠种地维生的31岁农民克里希纳·普拉萨德·保德尔(Krishna Prasad Poudel)说，为了连本带息偿还债务，他变卖了大部分田地。保德尔当初是和通搭乘同一航班飞往马来西亚的。

通在加德满都的一家鞋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天的工资是3美元，这相当于马来西亚雇主许诺给他的最低工资的一半左右。他每个月的收入不到90美元，而他一年欠下的利息就高达300美元左右。

伟创力在给《彭博商业周刊》的答复中表示，他们已经派出了一个外部小组前往马来西亚和尼泊尔，针对中介费问题展开调查。“按照以往的惯例，对于任何被劳工中介机构收取了过高费用的员工，我们会立即予以赔偿。”该公司发言人蕾妮·布拉泽顿(Renee Brotherton)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苹果发言人克里斯·盖瑟(Chris Gaither)则表示，苹果公司将确保在伟创力完成审计调查后，“适当的款项得以被支付”。

不过，苹果公司对于过高收费的计算标准——即超过马来西亚一个月净收入——是基于三年工作合约而确定的一个百分比。由于这些尼泊尔劳工只工作了几个月，以通的情况来说，他面临的债务相当于他在马来西亚所挣全部收入的一半左右。共有40多位伟创力的劳工在尼泊尔接受了采访，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这趟为苹果供应链打工回来后，他们的生活比以往更糟了。

通和他的妻子只看到一条出路：借更多的钱再去买一份国外的工作。“我很害怕。”通说，“我已经欠下了债，但如今为了离开，我需要借更多的钱。我已经交了很多利息了。我觉得我现在要找一个信誉好的猎头，要了解一下需求和工作环境，只有这样我才想离开。我希望我不会再上当了。”

去年苹果公司的市值跌去数十亿美元，因为该公司生产不出足够多的手机来满足创纪录的需求，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苹果股价在去年年底时跌去20%。在苹果公司的高管们看来，这只不过是凸显了供应链供货速度的重要性。

发言人盖瑟说，“在揭露并防止虐待外来劳工事件的问题上，苹果公司一直是业界表率。……我们是第一家要求向那些被收取过高费用的员工给予补偿的电子设备公司，自2008年以来，我们的努力已经帮助合同工人索回了1640万美元。对于在苹果产品生产地出现的任何债役劳工的情况，我们都积极地予以调查。我们的团队正不断地对供应链进行更深入的审计。我们最近更新了行为准则，要求我们的供应商直接面试那些通过劳工中介招聘来的工人，以此作为消除不道德行为的另一途径。虽然伟创力的Bukit Raja工厂不再是苹果的供应链，但我们对这些指控的态度极其认真。”

伟创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