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根深蒂固，也正是这些核心思想塑造了一个种族的基本哲学和道德规范。以基督教为例，它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最初，神创造了天地。”在远离地球的太空中，像这样的基础信仰经过多长时间会发生变化，以及向什么方向变化，都是很难说的，但几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让新文化诞生。

太空人类崛起

什么时候会出现更根本的生物学改变，也就是新物种的诞生？小群体的进化速度可能会很快，比如，当维京人的船只把普通家鼠带到法罗岛上仅1 200年后，岛上就出现了体形异常硕大的鼠类。而现代人在长达100 000年时间中，尽管走出非洲，并迁栖到从沙漠到大洋的各种不同环境，但很显然，并没有进化出生物学意义上的新物种(我们的人类近亲，如耐寒的尼安德特人，以及西太平洋弗洛勒斯岛上外形类似“霍比特人”的矮小人种，都是在更早的时候从更古老的共同祖先分化出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可以更多借助文化和技术来适应自然环境，而不仅仅依靠生物学上的改变。因此在太空中，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将发挥重要作用，重新塑造太空人类，这甚至可能使太空人类和地球人类之间产生生殖隔离。

当然，人类也有可能自主设计新的物种。太空人类最终很可能会掌握驾驭DNA的力量，针对不同的环境定制自己的身体。火星移民可能会通过基因工程，设计出类似于腮的器官以便从火星大气的二氧化碳中分离出氧，或者设计出坚韧的皮肤和肌肉组织以适应低气压环境。他们或许会有意识地使自己成为一个新物种：太空人类(Homo extraterrestrialis)。

从现在开始

人类的太空移民需要许多工程和技术领域的进步。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将如何通过生物学和文化改变来适应新环境有更多了解，并运用这些知识帮助建成太空殖民地。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首先，我们必须克服政治和技术方面的忧虑和恐惧感，开始在地球之外进行生育实验，在太空中生育和抚养孩子，以便了解人类在全新的辐射、气压、大气组成以及重力环境中生殖、发育和成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让孩子离开舒适的城市环境，暴露在地球之外的危险中，这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但是，当太空探索转向民间和私有化之后，这种顾虑可能会少一些。当然，适应太空环境有时要付出痛苦的代价，但新生就是这样。

其次，我们必须在太空中进行驯化生物的养殖实验，研究它们是否能正常、健康地生长。离开微生物和动植物，我们哪里也去不了。

为了早日实现这两个目标，应该设立一个大奖，奖励第一个研制出功能良好、可供人类生活的太空居住区的研究者。这种太空居住区不是轨道无菌实验室(虽然这个也很重要)，而是一个家园，在那里，人们能够种植农作物，饲养牲畜，甚至生养孩子。很多人可能会对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感到恐惧，但同时肯定不会缺少志愿者。

最后，我们必须重拾使人类生存至今的进取心，在地球家园之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在进行与太空移民相关的研究上，我们必须更勇敢。否则，总有一天，我们将同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一起灭绝——就像威尔斯(H. G. Wells)在1936年写下的关于人类未来的名言：“要么遍布宇宙，要么终将毁灭。”

精彩速览

人类长时间离开地球的太空任务——比如移居火星殖民地，或者飞往临近恒星的多代太空航行，必将使人类进化出新的文化和生理特征。

长距离太空航行将面临许多独特的环境危险，比如更多的辐射和更低的气压。在航行过程中，飞船将是人们唯一的家园。这些危险将在人类最脆弱的阶段——子宫里的胎儿和刚出生的婴儿，产生最严重的影响。

太空移民任务的规划者必须仔细选择参与太空旅行的“船员”。他们必须筛选出一个基因健康的人群，同时还要保证群体多样性既足以承受可能出现的疾病流行，也能使群体在太空新环境中繁荣壮大。

本文作者 卡梅隆•M•史密斯在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担任人类遗传学教职。他在《科学美国人•心理学》(Scientific American Mind)杂志上撰写过与进化有关的文章，另外还著有《进化的真相》(The Fact of Evolution)和《移民地球之外》(Emigrating Beyond Ea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