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经过对《映画伦理规程》三次重要的修改后，“映画伦理规程管理委员会”(简称“映伦”)于昭和二十四年成立了。在宣布“映伦”成立的大会上，占领军的“民间情报教育局”局长致辞说：“本会的成立明确表明，诸位对电影业有着实施自主管理的强烈意愿……在民众声音弱小的日本，本会的成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如果业界能够按照遵守这个章程提出的准则，那么，现行刑法中针对电影的第175条就将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2]。

“映伦”的成立，在日本电影审查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总的说来，它是一个协调电影业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新闻媒体、观众之间关系的半官半民性质的组织。在既崇尚西方民主价值观、又有着浓厚的东方保守文化色彩的日本社会背景下，当代日本电影审查走过的道路，可以说就是“映伦”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逐步跟上历史步伐，在上述各方的夹缝中寻求妥协平衡点的道路。

四、对“性画面”的封杀与宽容――老“映伦”脱胎换骨的新生

一般说来，所谓的电影审查，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外，其矛头所向，无疑都是电影画面中的涉及“性”的镜头。如前所述，在电影这个怪物刚进入日本社会的早期，电影画面中出现的女舞蹈演员抬腿的动作都是被视为“有伤风化”而被禁止放映的。在《映画法》开始实施后，对涉及性的画面裁剪也是相当严厉的。那些对接吻、卧室这类“可能会引发观众产生邪念”的镜头，“无论对于作品情节有多大的必然性一律在剪裁之列。”

日本国产影片中最早的所谓“床戏”，是昭和5年(1930)年放映的《我的太阳》(日活制片，村田实导演)。其实，所谓床戏，不过是女主角峰吟子衣衫凌乱地躺在床上，男主角小杉勇走进卧室的画面而已；当切换到下一个镜头时，男主角已经从房里走出去。就是这样一个画面，也引得当时的青年影迷看得只咽口水，如痴如醉。在当时，不仅不允许有接吻的画面，连片名中也不许有“接吻”的字眼——菊池宽的原作《第二次接吻》搬上银幕时成了《京子和倭文子》，片岗铁兵的原作《接吻的责任》搬上银幕时成了《恋爱的责任》[3]。

来自国外的影片也没逃出被剪裁的厄运，最早出现在日本银幕上(昭和10年，即1935年)的全裸女性形象，是捷克电影《春之调》中的娜马尔，结果女主角全裸的身体被裁掉了，胶片上只剩下一个光着身子的背影。

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占领军总司令部对此加以鼓励，但在解禁的《一个夜晚的接吻》中，并没有出现片名中所说的接吻画面。当时片中有一个男女主角在雨中相拥、两张脸慢慢贴近的镜头——头顶上却罩着一把雨伞。直到松竹推出的《二十岁的青春》中，才第一次在日本银幕上出现了男女接吻的真实镜头，据说当时电影院里一片哗然。

美军撤出日本后，“映伦”失去了自己的保护伞，开始独自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对国外电影怎么审查？此前，由于有美军司令部把关，外国电影是不需通过“映伦”审查的。“映伦”首先和影片出口国的行业协会、国内的影片进口商达成协议，希望他们先进行自律审查。但却遭到了美国电影协会(MPAA)的拒绝，理由是，日本“映伦”的章程本来就是美国的翻版，没有这个必要。

这样一来，就某一部影片能否在日本放映，“映伦”和外国制片商、本国发行商之间自然会产生摩擦；即便对方同意加以剪裁后放映，剪裁的标准——露多少、留多少又会成为争执的焦点，有时甚至会发展成外交纠纷。而国内的媒体、教育界、青少年权益保护团体人士也常常有不同看法——“映伦”必须经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形势的发展，在一步步倒逼“映伦”进行改革。

昭和三十年十一月，以日本艺术院长高桥诚一为委员长的“内阁映画审议会”成立了。审议会作出决议，成立新的“映伦”，将以前的“映画伦理规程管理委员会”改称为“映伦管理委员会”，以前的咨询机构“青少年映画委员会”改称为“青少年映画审议会”，另外专设一个“外国映画部门”，将新的“映伦”交由非电影界的德高望重的有识之士管理，而不是象旧“映伦”那样，仅由主要电影制作商和发行商构成，以致形成了“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被动局面。

这个新的“映伦”，一直到今天还在运作，履行着自己的使命。此后的日本电影审查，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某一部电影是否应该放映的决定，经常成为全国各方人士争论的焦点。这些焦点，基本上都集中在以下几点：

1.是不是具有反社会性质。

2.是不是道德上极端低俗化。

作者简介：黄珂，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