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富士康不加班，你还愿意去富士康吗?对应聘富士康的普工来说，这是个连想都不用想就可以直接否定的问题——没有人愿意在深圳拿一个月只有960元的底薪。

　　在富士康员工手册的郭语录中，速度已经成为“富士康卖什么”这个问题排在首位的关键词。正是基于速度，郭台铭曾自豪地说，一个模具别人一周出成品，我24小时就可以搞定。

　　速度造成的加班让生产取代生活后，以90后为主流的员工精神健康问题成为富士康的痛。

　　这种精神上的纠结在“第九跳”员工梁超身上表露无遗。在一份由富士康递交给中央有关部门的情况简述中，对于梁超的死因有这样一段描述：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进入富士康，为一线作业员。

　　“梁超为基层员工，平时个性外向，无任何精神或情绪异常记录，当晚值夜班，晚八点向领导表示有一点感冒要请假休息，领导批准并要他尽快去医务中心看诊。领导同时告诉他，白班有线长出缺，是否愿意升职当白班线长，梁超许诺并高兴离开。”

　　就是这样一位本有升职希望的年轻员工，在离开后一去不返，从宿舍楼7楼楼顶跃下，当场身亡。

　　富士康内部人士透露，富士康现在每天还有20多例情绪异常的员工。“有个小女孩和男朋友一起看了恐怖片，本来她男朋友也不喜欢她，让她觉得没安全感，她看完后说怕鬼，不敢睡，现在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睁眼闭眼都想着鬼。”芮新明说。

　　芮新明认为，不适应环境是员工情绪异常的根本原因。“比如有从农村来的孩子不知道马桶怎么用，被同宿舍的人嘲笑，他就受不了。一般来说，新员工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适应新环境”。

　　而深圳显然有其特殊的地方。“深圳打工的都是外来人，他们想我是来赚钱的，回去是光宗耀祖的，你不让我加班挣钱我还不干，人家都是来努力追逐梦想的，自然压力更大。”富士康的内部人士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外来打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十连跳”也给整个富士康管理层笼罩了一层沉重的心理压力，但这不仅限于来自自杀员工家属及社会公众的压力，同时还会掺杂着一些奇怪的事情。

　　芮新明对本报表示，“九连跳”后，一些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有员工威胁，如果不给换工作就跳楼，不是有10万块吗。有人甚至拿自杀做谈判的筹码。“一个女员工说，我要养家糊口，要养父母，不给就跳，最初的开价是30万，两天后的要价是108万，已经纠缠一个礼拜了。富士康已经通知了她的家属，但是她的家属不来。”

　　代工的黄昏

　　现在，富士康正在设计在宿舍楼下的铺网模式来阻止跳楼，这项工程将耗资上亿。为了让员工的压力得到排遣，富士康还专门设计了发泄室，打击橡皮假人，并展开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预防措施，开设了一个有十几个接线员的心理咨询热线。

　　但如果问题的根源不仅仅是富士康在管理机制上出了问题，这些补救措施可以起到的作用仍然有限。代工业日薄西山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才是这场悲剧幕后的动因。

　　依靠代工业务起家的富士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基地。

　　但是2008年终结了富士康的成长神话。毛利的大幅衰退和订单的减少让整个富士康科技集团2008年税后净利比前年锐减了83%。

　　为了应对快速下滑的利润率，郭台铭罕见地食言，开始生产笔记本、主板等自有品牌，并通过继续扩大规模实现规模效应、改善供应链和自建渠道来提高利润。

　　富士康的转型有更多的被迫成分，整个代工业都已临近黄昏。“1990年广达代工笔记本的时候，毛利是20%-30%，现在不到5%;富士康代工的PC在2000年的时候，毛利是10%，现在不到3%”，富士康的上述资深台籍人士说。与毛利急剧下滑相反的是，用工成本飙升。“2004年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资是500多元，如今深圳即将实施的新工资标准在1000元以上，5年时间翻了一倍”。

　　客户要求降价，工人要求涨工资，在这个夹心饼干中，富士康开始向中国内地人力成本更低和税收更优惠的地方流动。据富士康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富士康的FHWLBG事业群主要服务于NOKIA和MOTO，正准备向河北廊坊搬迁，“富士康和深圳签的税收优惠即将到期，廊坊给富士康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只有富士康在深圳现在税收的45%”。

　　定位于全球产业链最底端的代工业，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梦想逐渐破碎后，让富士康的管理层也看不到希望，富士康一位台籍管理者说，“代工肯定是个夕阳产业，什么时候中国13亿人共同富裕了，就不需要代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