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作为媒体人的职业生涯里，曾经遭遇过为数巨大的媒体同行著作。不过， 我却很少阅读这些作品。原因?说出来可能很得罪人：多数他们叙述的事情、道理和理论，要么我或有涉猎与了解，要么老生常谈，殊无情趣。说句更大不敬的话，比较浅薄。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行业里的人都如此。我也曾经结结实实读过几本同行的书，并为之击节赞叹。其中一本是我的师弟、当时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就职的王栋先生的著作《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我几乎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读完这本书。其一，他居然扎扎实实地采访了几乎所有美国顶尖杂志的总编辑，其中包括了我深为崇拜的《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和《纽约时报杂志》;其二，他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比我还短，不过一年多一些时间，居然有那样的毅力、意识与远见，做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和他比起来，我在美国几年时间几乎算是虚掷;其三，他居然还比我年轻!

另外一位我认真研读著作的媒体人是我在《南方周末》时的老板，现在香港大学任职的钱钢先生。他早在1986年即以《唐山大地震》一书开创中国报告文学之先河，名噪一时。不过，我更喜欢的却是他在2001年辞别新闻业界之后的著作，尤其是《旧闻记者》，在2005年阅读1945年的中国华文报章，不仅记述那个时代的风云，亦是当时情形的两厢比照，与中国历史蹉跎的嗟呀。

值得阅读的中国媒体人的书尚有若干，例如财新传媒胡舒立女士的《舒力观察：中国十年之真问题》等。

媒体原是一个浮华躁动的行业，因为其本身所处的位置就在于为公众发掘事实，传达声音。媒体的声音往往容易为公众所熟知与记忆。然而恰在于此，媒体人便往往异化起来，以为自己的声音便具有了相当的“真理性”，便越俎代庖，充当起布道者来了。中国的媒体同行所出版的书籍，往往自我沉醉于政治或哲学的品评，大势或社会的论战，历史或艺术的判断。换而言之，他们已然超越报道者的角色，而享用起评判者的权威。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媒体人越来越喜欢把自己列入“公知”的行列。“公知”这一名词的流行应当始自《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一次评选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此后，“公知”一词在中国妇孺皆知，自由主义者动辄以公知自居，而在网络世界中被戏称为“五毛”的左派人士，则不遗余力攻击“公知”。

如果我们可以暂且按下“公知”一词的褒贬涵义不论的话，这一头衔实际上乃是带有相当沉重的意味。“公知”所组成的部分乃有两个部分，一者为公，即其在公共领域之中所言所为;二者为知，即其在知识领域之中所成所就。因而，公知不仅仅是在公共领域与政治、社会乃至民间形成紧张关系，而且是拥有其踏实的学术领域的职业性，多是著作等身的研究者。例如，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乃是著名的作家、剧作家与文艺评论家;而爱德华•萨伊德，乃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在西方国家，尽管媒体人也往往自我标榜乃是社会精英阶层，但敢于自称“公知”的，也无非少数。为公众所承认的，迄今为止，也不过李普曼和詹姆士•雷斯顿等寥寥几个而已。

然而，美国媒体人中一生自称为记者的，却绝不在少数，而且其著作往往颇有可观之处。我素来喜欢阅读美国记者所著作品，其中裨益，实在一言难尽。列举几个列子。

美国最著名的记者，当数揭露水门事件的卡尔•伯恩斯坦与鲍勃•伍德沃德。他们共同凭借《总统班底》一书，荣耀新闻行业。其后，伍德沃德自然一路荣升，如今已经官至《华盛顿邮报》副总编辑。然而，伍德沃德却依然是邮报驻白宫记者，在新闻的第一线。2003年起，他连续出版了三部曲的《战争中的布什》，采用第一手的采访，以及常人难以接触到的资料，披露布什政府的战争内阁真相，在美国又成洛阳纸贵的作品。伍德沃德几乎对尼克松之后的美国总统均有浓墨书写，其自身地位又令这些总统难以抗拒采访要求，所获资料，几乎全然一手，委实是公众了解美国总统与白宫当时运作的绝佳素材。

另外一名政治记者，在美国政治调查新闻中亦难以忽略，是《纽约客》的资深军事记者西摩•赫什。他在肯尼迪时期担任《纽约时报》记者，即与白宫过从甚密，甚至成为第一位了解肯尼迪患病真相的记者。赫什亦成名甚早，1997年的《卡梅洛的阴暗面》即披露了病痛对于肯尼迪执政的负面影响。2005年，赫什在《纽约客》首次披露了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并形成了《命令线》一书，开始引发美国国内对伊拉克战争的全面质疑。

《纽约客》杂志另有一名记者的书，我几乎本本都追，就是专注媒体行业写作的肯•奥利塔。他在本行中涉猎甚广，并且触角深入。早期的《三只瞎眼老鼠》叙述美国三大电视网之衰弱;其后作品《背景故事》，焦点集中在《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领域，叙述这些公司如何在应对新经济与互联网时的惊慌失措，致使步步寥落。对于我等职业媒体人来说，确实读下来惟觉冷汗涔涔。其新作《被谷歌》已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

啰唣如此众多的美国媒体人著作，其实无非在说明一点问题：即媒体人写作之专业性。以上的作品，有以下共同点：1，无论时间长短，岁数大小，江湖地位如何，他们都明确定位自己为记者;2，他们的作品，都仍然集中在以记者为职业的写作上，其作品，无非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专业性写作;3，他们纯然不以为自己列身公知或社会名流，写作无非乃是职业身份驱动，尽管也必然对社会之进益起作用，但应是作品自身的逻辑所致。

中国之现代化进展至今日，许多层面依旧是面目模糊，其中致命一点，乃是职业化发展的严重滞后。例如“公知”一词，媒体人也是公知，律师也是公知，教授学者也是公知，于是公知便面目模糊起来，成为一个是非难辨、褒贬不明的词语。

职业化的准则，乃是要求每个领域中的人士，都谨守各自的伦理、规范与法则，既不能随意逾越自我身份的局限，又不能放任自我规则的损毁，更不能置自身伦理的约束于不顾。惟有人人都谨守自我的边界，而又恪守自我职责的完整，整个社会的运转，乃得以有序健康之建设和发展。

我并没有特别指责媒体职业化程度不高的意思，只是因为我身在这个行业，更加了解内情而已。其余行业的职业化程度之低，恐怕更有甚者。媒体人擅于批评他者之颟顸、暴戾与冷漠，惟独对自我局限一叶障目。我以为，批评恒是，亦不妨从自身的职业化开始做起，倒真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真实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