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美国总统大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最突出的一点，是精英与平民、富裕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分裂。富裕与贫穷，带来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光谱：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人群更倾向支持希拉里；未受过高等教育、低收入的人群则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贫富对立撕裂着美国社会，而今年《肿瘤流行病学，生物标志物和预防》（Cancer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Biomarkers）上的一项新研究显示，贫富的差异也在撕裂着癌症疾病谱。

科学家很早就发现，癌症的疾病谱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是不同的。有些癌症在总人群里发病率并不高，却很喜欢光顾低收入低学历的人群，预后很差，造成很高的死亡率，这些人被称为“因癌而死”（die by cancer）。有些癌症在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里发病率很高，但预后不差，许多富人尽管罹癌，但控制得好，最后并不是死于癌症，被称为“带癌而死”（die with cancer）。

2009年美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显示，高中以下学历的男性与女性的肺癌风险，分别是高中以上学历男女的3.01倍与2.02倍。家庭年收入低于12500美元的人，罹患肺癌的风险是家庭年收入50000美元以上的1.7倍。同时，低收入的人群罹患晚期乳腺癌与晚期前列腺癌的风险较高。

2016年这项新研究同样来自美国科学家。新研究佐证了2009年的研究，但角度有所变化。这回科学家统计了1945-1959在犹他州两个县出生的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他们出生时的父母职业和所住街区分析他们幼时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经过最长64年的追踪随访，科学家发现，幼时家庭或者街区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比较容易得宫颈癌，但不大容易得乳腺癌、前列腺癌与恶性黑色素瘤，而家庭或街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则恰恰相反。

2009年研究与2016年研究都证实，社会经济状况（SES）与癌症存在相关性。在富家子和贫家子身上，癌症的发病率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富裕、贫穷本身并不会诱导癌症，但富裕贫穷改变了人的社会行为模式，从而改变了癌症的发病率。

具体来说，穷人虽然不大容易罹患乳腺癌、前列腺癌，但一旦发现，则有更高概率已是晚期。乳腺癌与前列腺癌，目前都有可靠的筛查方法来早发现。这两种癌症的发病率高低与癌症筛查的普及率密切相关，发病率高并不意味就是患癌风险就高。由于穷人不大爱参与癌症筛查，很多癌症并不能早期发现，于是就显得“发病率低”了，但这只是假象而已。待到癌症出现症状、进入晚期，穷人才会意识到、并来到医院就诊，因此这部分人虽然看似发病率低，但罹患晚期乳腺癌、晚期前列腺癌的风险就要高了。而富人往往能有足够的资源参与完备的癌症筛查，很多早期乳腺癌、早期前列腺癌就能被发现，被自己贻误病情而发展到晚期癌症的情况就较为少见。

宫颈癌在穷人里是高发，而富人里面则很罕见。这跟乳腺癌、前列腺癌的原因是相同的——癌症筛查的普及程度。宫颈癌筛查，是指定期规律进行宫颈薄层细胞检测+HPV病毒检测，这在富人中推广得要比穷人好。不同的是，宫颈癌筛查主要目的是筛查出癌前病变，而乳腺癌、前列腺癌筛查是为了筛查出早期癌症。因此，推广宫颈癌筛查既能降低晚期癌症的风险，也能降低早期癌症的风险。

肺癌在穷人里高发，与穷人的吸烟率较高密切相关。富人阶层则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较少人吸烟，他们患上肺癌的可能性就较低。不过，2016年的研究显示肺癌发病高低与社会经济状况无关，研究者解释是他们的调查最大只到64岁，而肺癌高发是在65岁以后，所以研究的时间还不够长，可能不足以看出差距。

恶性黑色素瘤在富人里高发，在穷人里低发，具体原因并不明确。这种皮肤恶性肿瘤，跟紫外线照射有关。科学家分析，可能富人在冬天里有更多机会跑到南方沙滩上去晒太阳，或者富人的工作环境更多是在露天，所以富人接受紫外线的剂量较高，比较容易罹患恶性黑色瘤。

贫富改变了个人的癌症风险，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癌症疾病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癌症疾病谱大不一样。就拿中国作为例子，数十年前，在贫穷的中国，发病率较高的癌症多见于肝癌、宫颈癌、阴茎癌、喉癌等“穷癌”。而现今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牢牢占据在癌症发病率前几位的变成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富癌”。

阴茎癌与男性的卫生意识差、包皮垢堆积有关。肝癌来自于乙肝病毒感染，而乙肝病毒的大规模传播与贫困地区乙肝疫苗接种率低下相关。这些都是贫穷的副产品。而乳腺癌、结直肠癌与摄入高脂肪高蛋白引起的肥胖有关。肥胖则往往是富裕之后的副产品。

穷癌、富癌，代表癌症疾病谱的两极。对个人而言，可以修改自己的行为模式，来降低自己面临的风险。对公共卫生部门而言，值得注意社会经济发展如何造成人类行为模式的改变，让贫穷人群有更多机会接受筛查，让富裕人群更注意饮食平衡和皮肤健康。不论贫穷或富裕，愿人们都远离癌症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