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人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陶然对记者说。

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机构

从网瘾治疗中心出来后不久，魏子韩外出打了几年工，又开始抽烟、喝酒、上网。

有段时间，他总会想起当年一起接受治疗的姑娘，“用指甲刀割脉，流了一地的血”。

北京郊区的一家网瘾治疗机构，迎接“患者”的第一件事，不是电击，而是分配心理医生。

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孩子大多也是被家长骗来的，不少人到这里，习惯先大哭一场。机构的应对办法是：让他们闹，闹到没劲儿了再说。

一个刚进入网瘾中心的孩子在哭闹后平静下来，被人带去做身体检查。

他体内铅元素被检查出含量超标。医生说“这可能意味着，他注意力、感情和行为方面有异常。”

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显示，这个孩子打游戏时，与个体情感和需求相关的脑顶页使用偏多，而与逻辑思维和协调性相关的额页使用较少。

基地的心理医生王垒告诉记者，他们只开维生素，“如果有抑郁症的，会送到类似安定医院的地方去看，这只负责网瘾。”

这里主要的治疗都是围绕心理展开的。除了团体心理治疗，还有至少两次一对一交流的机会。平时除了军训，病人每天有5个小时左右自由时间。

当被问及攻击性强的孩子该如何进行心理治疗时，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一种屡试不爽的模式，要给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完整的人’。”

不仅是孩子，家长也是这里的病人，每人需要完成120个课时的学习。

基地里一条走廊的墙壁上，贴着一条标语，时刻刺激着走过的父母们：“任何成功都抵不上教育子女的失败。”根据该机构的统计，这些家长职业分布前三的分别是：公务员、教师、企业老板。

在韩国，网瘾治疗基地采用民间和官方合作的模式：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对全国所有小学的四年级、初一、高一学生进行网瘾检查。

对“潜在危险群”的学生，在本人和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市、郡、区青少年咨询支援中心接受咨询。

需要治疗的“高危人群”，则被要求与精神保健中心和合作医院联系，接受治疗，每人将支付30～50万韩元的治疗费。游戏公司也需要资助网瘾治疗，成立专门的网瘾治疗机构。

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崔永生认为：“在国内让精神专科医院来做网瘾治疗，本身不太现实。”

他对记者说：“孩子的网瘾一旦上来，开放式的治疗很难控制，最少需要两三个月的封闭环境。”

以中国目前精神专科医院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看，他认为，“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机构。”

这是个“切蛋糕”的老问题。“需要关注的疾病还有很多，孤独症1000万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孤独症训练中心，这该如何平衡？”

当谈到解决方法时，崔永生表示，要鼓励民间资本开办网瘾治疗机构。

有时候，就连陶然自己也不知道以何种眼光，看待为之工作十几年的网瘾治疗中心。

“它像是医院，这个不用多解释。它又像是是学校，有很多心理治疗的课程，又是幼儿园，孩子心智不成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照顾他。它还有点像少管所，有很多孩子误入歧途，我们要把他拉回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魏子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