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与隐私从未像今天这样，处于如此危险且复杂的环境之中；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当我们要去探讨个人信息的保护时，一个客观的前提应该被首先承认：对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行为”已经走在了规则之前，并且产生了巨大效益——同时也伴随着的风险。

对于每个个体与他的信息所衍生的价值与可服务性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很多时候，更便捷的生活，更好的服务意味着要提供更多的个人信息，并交给可能安全也可能不够安全的服务商手里。

企鹅智酷今天要认真和大家探讨的角度是——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如何权衡取舍。

为了获取更好的服务，人们愿意牺牲更多隐私吗？

对待隐私的态度和收入高低有关吗？

人们对待隐私的行为会因为场景变化而产生差异吗？

银行、互联网公司和创业公司，中国网民更信赖谁？

数据揭秘：人们都在网上公开过哪些个人信息？

四成多的智能手机网民在网上公开过自己所在城市和自己的照片。两成多智能手机网民公开过自己某一时刻的定位、生日、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公布自己形象视频和工作单位的人相对最少，分别为13.6%和9.5%。仅有14.7%的受访者，未公布过上述信息。

“个人信息”与“隐私”之界：场景之别

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六个不同场景，结合定量和定性调查，来探究在不同场景下，人们对于用个人信息来换取便捷和效率时是否会有不同的行为。

我们看到，“个人信息”和“隐私”的边界很多时候都是模糊的，在不同的场景下人们对于“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界定有所不同；在不同场景下人们对于提供个人信息/隐私会带来的收益和风险的预估也不一样，导致了不同的行为。

在所有场景中，人们对于用个人医疗健康信息换取更便捷的门诊就医服务的接受度最高，达51%，仅20%的人会拒绝。优化预约门诊和就医程序对于消费者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而通过上传自己的医疗信息而实现这一目的似乎恰如其分。

人们在不同领域对于隐私的看法有着天然差异，或者说，对于某些信息的提供人们明显不如其他方面敏感或者在意。比如公共场合的监控。63%的人不拒绝在办公区域安装高清摄像头也不反对公司使用这些视频资料。

在用真实信息注册社交平台以换取校友人脉资源的情景下，有58%的人选择接受或“看情况”。定性访谈时有人表示，“如果想要通过互联网获得高质量的人脉关系，那么诚意是前提——而发布真实的个人信息是诚意的保障。”

实时位置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信息。然而当安全的行驶记录能够带来奖励时，55%的人会接受或者考虑为保险公司提供相关信息。

家庭人员活动是消费者很不愿意公开的信息，主要顾虑来自于安全。54%的人会直接拒绝用家庭人员活动信息换取省点开支的做法。

消费记录换取优惠听上去很有吸引力，毕竟在网购时代，消费行为记录已经较为普遍。然而访谈显示“消费行为卖给第三方”的做法不被很多人认可。

整体来看，基本上每种场景下都有两成多的人选择“看情况”而不是直接同意或拒绝。这个现象说明了用隐私来置换更优质的服务对于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仍然心存顾虑。这部分人比较谨慎，会三思而行，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未知性。

银行金融机构和政府机关更受信任

银行金融机构和政府机关是更受信任的平台。人们对于知名互联网公司的信任名列第三，尽管比前二者的比例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远远超过了外资企业、创业公司和普通民企。公众对于向机构提供个人信息的信任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征信体系不可避免的要向互联网信息平台扩展的时代里，知名互联网公司在获取信息和获取信任两个维度上，都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和影响力。

高收入者更重视隐私保护；“信息被卖给第三方”是消费者一大痛点

在问及人们对于信息分享和隐私的态度时，大众对于加强监管和完善法规的呼声最高。从性别维度来看，男性和女性对于隐私的态度显示出一致性。

而从收入维度来看，随着月收入的增加，不接受个人信息用于营销或卖给第三方的比例逐渐提高。月收入3000元以下者有22.3%不接受个人信息用于营销，37.7%不接受个人信息被卖给第三方。而这两个比例对于月收入超过15000元者分别提升到了44.4%和48.1%。

高达37%的月收入15000元以上者明确表示宁愿花更多钱/时间也不愿意提供太多个人信息，这个比例比月收入低于15000元者高出两成多。同时，定性访谈也发现，高收入者对于隐私泄漏所可能造成的风险有更高的预测，相比中低收入者更愿意在隐私保护上投入金钱。高收入者比中低收入者对于价格的敏感性更低，“用隐私换取更多便利/优惠”的做法在他们看来不如多花费金钱划算。

而对于中低收入者，联系方式、偏好等诸如此类的个人信息被卖给第三方是消费者一大痛点，整体近五成人不能够接受。当营销越来越精准，智能设备记录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数据，我们对于个人信息的掌控难度也更大。

最后谈谈，关于信息分享和隐私保护，消费者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