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超大对撞机在科学界闹得沸沸扬扬，并逐渐演变成公共话题。前有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表态支持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后有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撰文《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又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称“建大型对撞机正当其时”……

一时间，媒体、网友甚至普通民众纷纷站队，各抒己见。人们兴奋于“亲自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决断”，也“坚信真理越辩越明”，最重要的是“科学界大咖们毫不留情地开撕”是多少年都没见过的场景。

而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这只是一次具有偶然性的讨论，我国科学项目决策的讨论机制并没有建立。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未来能建立公开透明的讨论系统，让重大项目的上马下马制度化。”

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的上马与下马

如果说科学史上有哪个事件与当下“中国要不要建大型对撞机”的争议类似，那一定是美国历史上的超导超级对撞机事件。

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简称SSC），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提出的大科学项目，它在1983年6月正式提出，目的是为了使美国重新取得世界基础物理学界的领先地位。它初期预算为30亿美元，后期增长到110亿美元。这个项目启动后，SSC在德克萨斯州挖掘了近23千米隧道、耗资近20亿美元，大批的物理学家参与这项工作。但是1993年10月，这一项目因耗资过于庞大被美国国会投票否决，此后国会又拨款6.4亿美元用于隧道填埋、人员安置等善后工作。

刘兵曾在2008年走访SSC遗址，但那里已经变成了无人问津甚至无人知晓的废墟，令人唏嘘。他在博客中记录当时的感受：当年，如此辉煌的工程，以将近30亿美元的代价，现在就只剩下了这几项闲置的建筑可见了，更大的地下隧道，则连入口处都不可见了。地面上，只见荒野、庄稼地、牧场和零星的人家。

“基本上，对照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的上马下马我们能大致理解现在中国对大型对撞机的争论。”刘兵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科学家之间存在利益共同体

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科学史、科学哲学专家田松看来，不管是SSC的周折，还是如今大型对撞机的争议，背后都存在一种利益的博弈。

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大家对科学的理解是——对真理的坚持、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对人类好奇心的满足。我们以为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是科学进步带动技术进步而后推动社会进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在大科学时代，每一个项目的决策和开展都意味着大量投入，这个过程中科学家自身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田松同样提到SSC，他说，SSC的实施意味着大量物理学家获得工作岗位，大量高校物理系的博士扩招，这些都是利益，所以当年物理学界是支持方。

刘兵的学生董丽丽曾经写过一篇学术论文《科研立项中的利益冲突——对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的案例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由SSC问题引发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与政府官员、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论，以及在表面的争论背后所隐藏的各方实际利益的争夺。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优的解决途径，只能说每一项决定都是各方的博弈的结果”，田松说。他同时表示，信息更透明是决策更科学的首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要真正发出独立的声音，而不是为利益相关方所操控”，田松强调。

我国对大型项目的决策缺乏讨论机制

一直以来，有一种声音就是科学的事归科学，科学的事只有科学家才懂，外人不懂，所以也不该发表评论。但是当科学家为自身利益结成利益共同体之后，科学活动就变得复杂和微妙起来。如何避免大型项目决策中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失？

刘兵认为，SSC案例中美国国会在科学决策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对国内的科学决策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他说，我国有许多大项目已经上马或是正准备上马，这些项目该不该上？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讨论系统，绝大多数项目甚至没有经过大规模讨论。纳米、转基因都是投入很大的项目，它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应该让更多人参与到决策中来，科学项目背后是经济资源，是跟每个人都相关的，不应该是少数人、特别是利益相关方来拍板”，刘兵说。

田松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一直以为外人不懂科学，其实懂与不懂，并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科学家，而是让大家明白科学家在做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外人也可以懂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