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

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

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

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

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

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

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

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

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

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

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

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

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

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

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

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

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

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

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五

想要逃脱恐惧的不只有江一帆。

从四院出来后不久，张旭同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听话”的时间。

除了好好学习外，他下课后想去操场转一会儿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明明不高兴，见到父母却还要装做“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样子。

更痛苦的是忍受爱情的煎熬——想见女友。但恐惧时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

爱情再一次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他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他，“见女友的事情迟早会被‘四院’发现”。

张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同字，平时大家都喊她“大同”。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一个连气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

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对未来满心期待。

但恐惧依旧如影随形，他怕“别动队”和亲戚会找过来，再一次被送进去。

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张旭同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把他推荐到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

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体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面包车前往离大同100多公里的一个矿场。

一路上，张旭同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

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他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

他说，在那半年多里，没有一点漂着的感觉，“至今觉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着的”。

可当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时，他最终还是选择向父母求助。

回来后，张旭同没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

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

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

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据惯例，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