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谷歌地图悄悄移除了巴勒斯坦”一事引发从巴勒斯坦到西方社交媒体上持续的抗议。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谷歌地图第一次引发地缘政治的纠纷。2006年，谷歌地图因将一个阿拉伯村庄标记为以色列城市而遭到一名巴勒斯坦用户的诉讼；2012年，谷歌把举世皆知的波斯湾标记为阿拉伯湾遭到伊朗数千人抗议……显然，这些数据信息背后是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对世界秩序的维护。谷歌和美国所代表的信息资本主义的强大辐射力，显现出当代数字地图技术对现代人世界观、民族观的塑造与影响能力，以及“公平、平等、真实”之理想下所包裹的日趋隐蔽的政治功能。

地图的政治：以本国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巴勒斯坦在谷歌地图上消失了”。

地图本身承载着强烈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这一点在中西方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地图由归属兵部的职方司专职管理，诸侯争霸、外敌入侵时，地图是攻入对方版图的线路指引，秦王之所以接见荆轲，部分诱惑即来自对方送来的厚礼中有燕之膏腴之地督亢的地图。近代西方亦设立专门的地形测绘局或地图局，二战中美国军用地图局为军方提供了共计5亿幅地图。在此意义上，地图等同于一种国家机密，它守护着领土空间的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因此在传统的政治治理中，原则上是不容许他国在自己领土上从事测绘活动的。

不过从西方历史上来看，其早期问世的地图多出自具有科学研究精神的学者，比如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托勒密等地理学家，尤其是后者所绘制的地图几乎被视为一种权威，经常为其他学者和航海家所用。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包括阿恩·海姆等哲学家也都认可，地图是一种真实的、中立的图表，地图文本、地图话语不会被其他社会因素所染指，它们能够实现柏拉图所言的那种第三层级的真实，即对现实世界客观实体如镜般的映射。

姑且不论古希腊学者们所绘制的地图有多偏颇——或者说，很多时候地图其实源出非科学的宗教、神话、审美等领域，因而充满了想象力——我们很快会看到，地图的政治功能、民族情结与这种所谓的科学性、客观性发生了冲突，尤其是，当地图的制作者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政府、官方居于主导地位。虽然1845年英国即已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更有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不过直至1872年俞樾编纂《上海县志》，书中绘制的“上海县城图”依然回避这些租界的存在，保持着传统社会的格局。同样，根据杰里米·布莱克在《地图的历史》中所述，欧洲殖民者在海外扩张时，往往会将有原住民生存的非欧洲地区划为无人区或无主之地，由此使其侵略合法化。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的地图显然是有违真知的。目前，世界地图的版本不计其数，但是在英语语境中的世界地图几乎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而中文语境中的世界地图则多以太平洋为中心。以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古代中国地图自是不必多言。地图的这类空间结构安排非常鲜明地传递出绘制方的价值取向。

不过在很长时间内，绘制地图所表现出的这种本国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并不为学者所重视，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地图制作的主体性、制图技术的文化差异与方法差异、制图者与读图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才首先引起地理学、地图学等学科的重视。其间，福柯的空间、权力、话语理论被广为运用，福柯本人也发生了一种地理学转向。他认为空间是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和媒介，并开始大量使用表示空间的地理学术语，包括位置、移位、区域、领土、领域、土壤、地平线、群岛、地区等，由此揭示出以真理名义制造出来的知识背后其实隐藏着权力的深刻意图，这就是权力之“可见性的不可见性”。众所周知，在福柯所概括的规训法则中，首先要求具备一个有边界、自我封闭且隔离他者的空间，尽管地图本身绝非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物质空间，它却是国家、民族生产出来的一种关系空间，而这种关系空间更加需要明确彼此的边界。因此，地图一直是以线条、图表的形式努力构建一种严肃而稳定的政治空间。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地图学家丹尼斯·伍德在其《地图权力学》提出，“地图构建世界，而非复制世界”。

谷歌地图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

▲电子地图大放异彩：人们可以用它们来搜索、浏览，与之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尤其是谷歌地图，还可提供语音搜索，并最早为用户提供3D功能，让其体验一种逼真的立体式视觉景观。

然而，进入电子信息、数据时代之后，地图具有了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和时效性。一方面，非官方制作的地图大量涌现，既有民间、草根自发测绘，又有商业机构为利润而搞技术研发；从其功能看，分类更为细致，既有专业的交通地图、旅游地图，又有诱人可见的美食地图、公交线路查询图等。经历了一种类乎非政治化的更新之后，地图开始以其日常生活化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日新月异也促成了一般的自然地理地图需要尽快更新，纸质地图因此劣势凸显，而电子地图终大放异彩。人们可以用它们来搜索、浏览，与之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尤其是谷歌地图，还可提供语音搜索，并最早为用户提供3D功能，让其体验一种逼真的立体式视觉景观。相比而言，传统地图一般被悬挂在墙上，它是静态的、权威的，接受观众的仰视，两者自有一种不需言说的等级关系；而谷歌地图等电子地图却可以被下载在移动设备中，随时为用户提供多种信息服务，更吸引人的或许还有，它的街景服务允许用户在360度的视域中全景观看店铺内部。工作人员们驾着载有拍摄设备的交通工具，深入世界各地的众多街道，以同时架设8台相机的方式进行现场拍摄；随后，再使用计算机处理这些图像，最终将街道的全景地图上传至谷歌地图，供用户使用。

这种比传统实测技术更先进、更近距离的全景地图是否就能达到客观、真实之理想，令读图者放弃异议、拍手称快？杰里·布罗顿在其《12幅地图里的世界史》中明确指出，“即便是现在制图者可以利用卫星图像的时候，也仍没有一幅客观的被普遍性接受的世界地图”。谷歌地图显然亦不能胜任这一使命，更不要说，自其问世后引发的很多争议均与政治相关，比如2006年，一巴勒斯坦用户对谷歌提起诉讼，因为谷歌将一个阿拉伯村庄标记为以色列城市；2008年，谷歌被指责从地图上“删除”了格鲁吉亚；2012年，伊朗数千人抗议谷歌地图“无视”其举世皆知的波斯湾；2014年，俄罗斯议员要求谷歌地图将克里米亚标注为俄方领土；2015年，因未标注韩国首都“首尔”，首尔市政府要求谷歌改正；2016年8月，谷歌再惹争议，巴勒斯坦记者论坛发现谷歌地图悄然移除了巴勒斯坦的名称，Facebook和Twitter上立即涌现大片声讨之声，截至今日至少有28万人强烈抗议，认为在面对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展开的种族清洗面前，谷歌此举其实是与其沆瀣一气的。

这些争议地带如此之多，甚至汇聚成一个专门的网站，名称即为“有争议的领土”（Disputed Territories）。对此，谷歌的回应大致有这么几种，其一，宣称从未有过关于该国的地图数据，比如它对格鲁吉亚问题表现出的无辜姿态。其二，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众提供不同的地图，则以一种骑墙之态力图避免政治纠纷。比如在面向俄罗斯的网页（Google.ru）中，克里米亚的边界线是一种实线，因为俄已正式将其据为己有，而在谷歌面向全球的官网中，这一疆界线却显示为虚线，表示该地区是被占领的领土，传达的则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其三，对那些在边界争端中各执一词的多个国家，谷歌的选择是不标注任何一方的边界，而是直接将用户引入该国内部的中心位置，使其忽略敏感的边界线。至于波斯湾问题，乃是因为伊朗人喜称其为波斯湾（波斯即伊朗的古称），而其死对头阿拉伯国家却惯于将其名为阿拉伯湾，为避免争论，谷歌删除了该水域的名称。其四，宣称争议对象作为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