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公关的配套团队，随后重新设计了新的组织架构，划分了西北、华南、华东三大区，统战全国各城市业务，这是Uber第一次采用分区模式。

然而，真正阻碍Uber中进入中国市场的不是滴滴和架构问题，而是政府监管。在国外，Uber采取“先进驻，后谈判”策略，借助当地的民意倒逼政府接受Uber。但这一套做法在中国却行不通，Uber每进入一个城市前，都需要和当地政府进行沟通，而外资背景无疑在一度程度上影响了Uber的落地。有业内人士分析称，Uber之所以在专车新政落地后迅速与滴滴达成协议，是因为Uber中国难以取得相应的运营牌照，这导致Travis Kalanick决定忍痛止损。

Travis Kalanick非常清楚外资背景对Uber中国的前景构成障碍，他和柳甄一直希望通过资本上的本土化实图打造出中国公司的形象。在B轮融资中，Uber中国拉来了广汽集团、中国太平、中国人寿、海航集团和万科等中国企业，而且主动将Uber中国的运营实体落地上海自贸区。柳甄一直强调，Uber中国的服务器和数据均储存在中国境内，未来还会在中国上市。

“作为一个外资属性的企业，我跟政府谈得更多的是，公司的股权结构，服务器在哪儿，数据是否安全，这些是其他专车公司没有遇到的挑战。”柳甄上任后的第三天，Uber广州区总部遭查，随后成都总部也同样被查，这是Uber入华后最严峻的一次挑战，柳甄则扮演着救火队队长的角色四处灭火。后来为了安抚因总部落户上海而非广州激发起的舆论，柳甄宣布Uber中国的南方总部将落户广州，而且一直对外强调其在创造就业、节能减排以及缴税的贡献。

不过这些做法并未取得成功。由于业务下沉进度缓慢，Uber原计划在今年将会进入100个城市，至今已经完成70家，但滴滴在去年已经覆盖全国400个城市，这导致双方在市场份额上存在较大差距。柳甄一直强调，Uber中国的市场份额达到35%左右，在某些城市比滴滴更高，但在投资者的要求下，Travis Kalanick已经无法给她和Uber中国更多的时间。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如今回过头来看，专车大战的剧本早已写好。

在Uber和滴滴之间，不仅是中美科技公司之间的对决，更是两家风格完全不相同的公司的肉搏战。

柳甄曾认为，Uber和滴滴不是真正的相似，它们只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慢慢就分道扬镳，最终实现差异化。在成立这四年时间以来，滴滴不断做加法，先后涉足巴士、代驾和电商等多条业务线，而Uber则坚持做减法，专注在打车服务上。

没有来自BAT等资源的加持，外国企业想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几乎不可能。在Uber进入中国之初，Travis Kalanick选择了百度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由于阿里和腾讯已经参投了滴滴快的，因此Uber与百度的联姻也是无奈之举。但事实上Uber进入中国后百度除了提供地图外并无更多实质性的支持，若非支付宝愿意为Uber提供支付服务，恐怕Uber早已在这场战争中落败。

相比之下，滴滴在腾讯和阿里的支援下走得更远，尤其是微信不但为滴滴开通了流量入口，而且还一度封杀过Uber和易到的公众号。

“我希望世界不是这样的。”Travis Kalanick的确低估了中国市场的开发难度，至少他未曾料到仅仅2015年与滴滴的烧钱大战竟然高达10亿美元。“我们在美国已经盈利，而我们在中国一年损失超过10亿美元。由于激烈的竞争，我们在它们（滴滴）所在的城市都没有盈利。它们买下了市场份额。”

程维和柳青在相互扶持中将滴滴推向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新巅峰，但由始至终，柳甄只能独自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如无意外，倘若柳甄选择离场，那些一直追随她脚步的Uber中国员工也不会留下。

柳甄未能扮演拯救Uber中国的角色，是意料之中。因为柳氏的特殊身份，她背负上更多的责任，去为这个家族争取荣耀。作为追赶者，她让Uber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本土化的外资科技公司，最终还为Uber赢得滴滴20%的股权，也不失为一场惨胜。

在商业世界里，成王败寇，适者生存。但这一次，柳甄可以昂首离场。“仰卧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爷爷柳谷林的这首诗，恰好成为了柳甄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