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科赫帮助复兴了一个因被认为不合情理而在很久之前就被放弃的编码方案。这个方案曾被蔑称为“祖母细胞”假设，因为在它的归谬化版本中，我们的记忆为脑海中的每一个人物、地点或事物都指定了一个单独的神经元，比如祖母就有一个对应的祖母神经元。

科赫和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雷德（Itzhak Fried）一起，辨认出了负责特定人物图像的神经元，从比尔·克林顿到史泰龙。在弗雷德曾因临床用途而植入电极的癫痫病人身上也发现了这些神经元。

这些发现表明，一个单独的神经元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关，它可能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有意义的信息可能不仅是通过大量神经元的齐声尖叫来传递的，也会经由一小部分细胞的耳语来传递，用的可能是简洁的时间编码。

英国神经生物学家斯蒂文·罗斯（Steven Rose）认为，大脑通过基因、激素以及其他一些过程，在不同的层次上处理信息，既可能高于单独的神经元和突触，也可能低于单独的神经元和突触。因此，他对奇点主义者的一个关键假设提出了挑战：尖峰代表大脑计算输出的总和。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或许要比动作电位所体现出的高出许多数量级。

罗斯还指出，解码个体大脑的神经信号将总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大脑都是独特且在不断变化的。为了阐明这一点，罗斯提出了一个的思想实验，假设我们有一个“大脑显微镜”，可以实时记录大脑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发生的每一件事。

比方说，大脑显微镜记录了当罗斯看到一辆红色的公交车沿着街道开动时，他的所有的神经活动。大脑显微镜可以重建罗斯的感受吗？不可以，因为，即使是对如此简单的刺激的神经反应，都与他大脑之前的全部历史有关，包括他小时候一次险些被公交车撞到的经历。

罗斯指出，要理解任何一个时刻的神经活动，科学家需要“获得我全部的神经和激素活动史”，以及他所有的相关经历。科学家同样需要了解Rose曾经生活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如果最近恐怖分子袭击了公交车的话，他对公交车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

这个分析表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根本不可约化、不可预测、不可理解的。它显然没有简单到像奇点主义者假设的那样，可以从一个大脑中提取出来并转移到另一个媒介中。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奇点是一种宗教性质的、不科学的幻想。科幻作家肯·麦克劳德（Ken MacLeod）称它是“书呆子的rapture”，rapture指的是圣经中预言的末日，也就是耶稣把信徒带进天堂，而把我们这些罪人撇下之时。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技术上，这种对超脱的渴求，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作为一群个体和一个物种，我们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核扩散、人口过剩、贫困、饥荒、环境退化、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以及传染病，比如艾滋病。工程师和科学家应该帮助我们面对世界上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而不是沉溺于奇点这种逃避现实的伪科学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