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华大学教授颜宁提出一个问题，“女科学家去哪儿了”，引出了科技界性别不平衡的现象。她举例说，本来有实力的女孩子有很多。她每年参加博士生考试时，表现好的70%都是女生。但到了求职阶段，女性数量开始急剧“跳水”。就拿项目主持人（PI）数量来说，生命科学院拥有近70位PI，但只有3位是女性。好寂寞的一道风景啊！

以女性科学家为代表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为啥这么少呢？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一群学识未必丰富、却深刻左右着中华民族文化观念的权威人物：中国大妈——因为，在决定女性人生发展方向的3大因素中，中国大妈至少在其中两项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我们先说“剩下那一项”：社会因素——许多中国女博士最终没有成为科学家。她们干什么去了？答案是：回家抱孩子烧饭去了。当女性步入求职阶段，往往也达到了婚育年龄，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事业发展，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照顾家庭和孩子。有余力冲刺科技高峰的女性就显得凤毛麟角了。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家，解决起来就不那么难。因为这些国家有全套的高福利制度，比如芬兰，无论有没有工作，到年龄都可以领养老金；比如瑞典，规定产假为480天，另外还有政府高补贴，奖励男性休产假帮忙带孩子，还有部分免费托养机构。一系列社会制度都意味着人可以保持独立性。女性就算生了孩子，也能够比较轻松地兼顾事业，发展自己。由此造成的结果，就如颜宁所看到的：在高科技人才云集的瑞典结构生物学年会上，女性报告人众多。

可惜，高福利制度是要钱的，甚至要好多钱，对我国来说不够现实。于是，我国女性在生育后家庭压力往往骤增，事业发展不得不面临停滞。

此外，“个人因素”也影响着女性人生的发展规划，在这里，中国大妈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其实，从小时开始，许多潜在的女科学家就注定成为家庭主妇，因为她们的内心依然是 “女主内”。这是她们的母亲，中国大妈们言传身教的结果。在这里，中国大妈扮演的角色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任务是把“如何做一个中国传统女人”教予女儿。如果女儿感受到“做个家庭主妇也不错，看我妈也挺幸福的”，那么，她们就会把这样的母亲视作“理想化女性形象”，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当她们长大后面临家庭事业的选择时，也许不介意走一条跟母亲一样的路，面对“放弃事业”就不会有太多遗憾了。

接下来，“家庭因素”也是重要一环。这时，中国大妈别号“婆婆”，扮演的角色是“传统观念的执行者”——在求学时, 许多女博士都做过“成为科学家”的梦，但毕业后，她们往往会进入传统的婚姻形态中：不是和丈夫组织“二人世界”，而是“嫁入”婆家。这意味着，不但婆婆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丈夫也是由婆婆调教出来的，在观念上容易同声同气。如果婆婆是“女主内”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丈夫又是婆婆的坚定拥护者，那么在2:1的对决中，一个潜在的女科学家也许就要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