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到1985年间是冷战高峰期，美苏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段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发表“邪恶帝国”演讲、1983年美苏战争恐慌、苏联3位领导人去世、韩国民航客机KAL007失联、苏联入侵阿富汗等，此外还有美国在苏联心脏莫斯科成功完成了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情报行动之一。

20世纪60年代，CIA试图开发一种手持式双向通信系统，允许情报官员与线人交换情报，而不必亲自见面。这些早期的短距离代理通信设备(SRAC)有很多优势。SRAC可以消除面对面会谈时暴露的危险，情报可被直接传递而不必留在容易被发现的公共场所。情报人员也可以文本形式短距离传送指令，与远程或电话通信相比，利用无线电频率交流更难被拦截。

早期SRAC系统Buster有两个可移动基站，每个都有鞋盒大小，一部代理设备可藏在衣服口袋中。它有微型键盘，首先可以将文字信息转换成密码代码，然后在键盘中输入代码。一旦数据加载完毕，情报人员可前往基站附近300米范围内的任何地方，按下发送按钮。

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原始文本信息系统”获得重大升级。Buster的重大改进版本Discus甚至不再需要笨重的基站，就可以向数百米外持有类似装置的人传送信息。Discus仅有2个设备组成，可以发送和接收信息，拥有比Buster更大、更好用的键盘。终端也很小，足以放到情报人员或线人的口袋中。

此外，Discus可自动加密信息，摆脱了将通信转变成密码代码的繁琐过程，而且它比以前的同类设备可传输更多数据。正如霍夫曼指出的那样，这种装置处于时代前列，在没有黑莓或iPhone的时代，最好的手持个人信息系统只有Discus。

当时，CIA曾考虑将Discus交给托尔卡切夫使用，以便于其能够向接头人发信号。在冷战期间的莫斯科，即使传递基本情报也需要冒着非常大的暴露危险。有些人希望Discus最后能被用于发送情报。霍夫曼写道：“传统递送情报的方式可能需要一天以上时间发信号，而电子发报机几乎可以立刻发送出情报。”Discus可能成为无懈可击的“魔毯”，就处于克格勃的头顶。

但是Discus也有不少劣势。为了发送和接收信息，两名使用者不得不保持静止不动状态。当设备上的红灯闪烁时，一名使用者可能知道信息已经收到，但他必须依然留在原地，直到肯定信息已经接收完毕。最重要的是，即使在最隐蔽的地方检查复杂设备上的闪烁灯光，也足以引来反间人员的关注。

Discus明显是一种间谍装备。如果这种设备被发现，持有者根本无法逃避。它几乎必然会令线人陷入危险之中，CIA的工作也可能被曝光。

此外，这种技术还存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可以说，托尔卡切夫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原因是CIA情报人员已经通过手写纸条或罕见的会面与这位雷达研究员建立起信任关系。为此，CIA能够建立托尔卡切夫的档案，分析他的动机、精神状态，以确保他避免陷入无谓的危险之中，或在心理上影响这个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情报资产之一。

正如霍夫曼指出的那样，无论技术有多么先进，“人类智慧”在侦查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些特工参与到托尔卡切夫的行动中，尽管他们意识到Discus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但它依然需要人的操作，托尔卡切夫需要与其信任的情报人员接触。托尔卡切夫最终得到Discus，但他从未成功用其与CIA联系。

现在，手持通信设备几乎无所不在。Discus代表了巨大的进步，它实际上是智能手机技术的“无名领跑者”。与此同时，它也是个很好的例证：即使最先进的技术也无法自动解决情报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所有问题。人的因素永远都是决定性的，无论技术看起来多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