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SARS病毒的“近亲”，从2012年首次通报MERS病例以来，人类还未攻克这种病毒，其病源及传播渠道未知性、高致死性引发民众持续关注。近日，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姜世勃教授团队与美国科学家联合研发了MERS病毒抗体，成为目前针对MERS病毒最好的候选治疗药物之一。

据了解，复旦研究团队平均年龄仅32.4岁，究竟是如何攻克这一国际难题的呢？

关注MERS时仅9名患者

早在2012年，姜世勃教授团队就开始关注MERS病毒发展。当时MERS病毒才在中东地区被发现不久，全球受感染者只有9人，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冷门”病毒上下功夫做研究。姜世勃说：“干我们这行的，每出来一个新的高致病性病毒，就希望马上研究出针对该病毒的防治策略，为应对其疫情提供技术储备。”

团队核心成员陆路说：“我们圈子里都知道，传染病是‘穷人病’，相对癌症这些病，我们都不指望靠它发财。但我们总觉得，人类面对存在许多未知的疾病，应该尽可能地积累一些认识，才能在将来做好防控工作。”

带着这个朴素的想法，那一年，姜世勃带着一批30岁左右的青年人组成了第一批MERS研究团队。这是一个几乎“从无到有”的过程，从一张简单的基因序列图谱开始，团队的每名成员都在不断摸索中获得一步步突破。

为了设计更好的多肽抑制剂，陆路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连吃饭睡觉都难以顾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反复分析至深夜，直到凌晨12点终于设计出多种组合，回家后又突然想到有个修改可能会获得突破，但家中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便又立即返回实验室，通宵设计出了新多肽。后来证明，该多肽的设计是最优的。

全人源抗体库的构建则由另外一名核心成员应天雷主要完成，工作强度非常大。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处理几百毫升人体血液，导致当时看到肉类食物就反胃。实验中有一个步骤涉及到人体RNA样品的处理，由于担心RNA易被降解，应天雷把本来需要一周多时间完成的实验压缩到三天内完成，其中30多个小时没合眼连续实验，导致他患上结膜炎。

25岁博士生夏帅至今仍记得“检测多肽抑制剂活性”时的情形，“每天都在检测新设计合成的新多肽抑制剂的活性”，去年暑假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实验室，晚上睡觉也只拿一块瑜伽垫做床。

功夫不负有心人。复旦团队所设计的HR2P-M2多肽目前正在进行更深入的动物实验，同时，团队正在对m336抗体进行改造，使其具有更好的ADCC效果，目前该成果正准备申请国家专利。

准确预测病毒关键结构域

“那么年轻!”是不少人近距离接触该团队的第一印象。作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教授，姜世勃在进入抑制剂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有人会不理解，以其“千人计划”学者的身份，完全可以招募到业界已颇具经验的资深研究者，何必辛苦培养一群80后、90后的“新人”？

在这一点上，姜世勃有着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失败并不奇怪。但你不能因为会失败，就不给年轻人机会。”他的眼光也非常精准，两名骨干研究员——陆路和应天雷，不仅有着吃苦耐劳的学术冲劲，同时有很强的组织课题以及演讲能力，参加国际会议时也很擅长与人打交道。姜世勃说：“最怕太过书生气。”而这些思路活跃、“做得好也说得好”的年轻人，亦如同遇见伯乐的千里马，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最佳空间。

“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单位，我和天雷都是慕名而来。”陆路回忆起与复旦结缘的过程，“我和天雷在申请复旦时，在某些方面达不到学校的要求，不过姜老师对我们的能力很了解，认为对人才的使用就要不拘一格，大胆提出了破格引进，并极力说服了院系。”

此后，团队也渐渐壮大起来，从2012年组建时的4个人，发展到如今10个人。

在学生印象中，姜世勃教授也经常上阵指导实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建立MERS病毒S蛋白介导的膜融合模型时，有些学生由于经验不足，不能很好做出判断。“有一次，姜老师就将学生已经丢弃了的实验平板捡回来，在显微镜下亲自观察，发现了融合迹象后马上指导学生优化条件，很快获得了成功。”

陆路表示，近期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团队还在积极联系新的人才引进，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年轻血液注入团队，让青年人才得到更全面的培养，在思想的合作交流与碰撞中迸发新的火花。

此外，多年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的研发经验，使得姜世勃教授团队能够迅速预测MERS病毒上对其功能至关重要的关键结构域。他们做出大胆预测，即针对这些结构域开发的抗体药物和多肽药物将会具有很好的抗病毒活性。在多肽抑制剂的研究中，团队利用在HIV类似药物上的研发经验，快速建立了MERS病毒进入抑制剂的研发模型和一系列分析手段，从而很快找到了六螺旋区域，并设计出了相关多肽抑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