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愿墨守成规，并总有创新的思路，创造与众不同的新事物。所以很多人选择创业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犹太民族历经磨难，即便建国之后也处于资源匮乏四处临敌的环境中。因此在困难的生存环境中，以色列不得不通过冒险激进的方式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正如索尔·辛格所说，以色列的冒险精神是被“逼”出来的。犹太人认为每一次创业与创新都是一种风险试错，而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创业可能带来的获得，而非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

同样也因为民族的历史遭遇，使得犹太人明白成功的不易，因此允许失败的存在，家庭社会对于个人的失败也不会进行过多的批判。因此在这种情境下，年轻人能够以轻松地心态去尝试新的事物，对于失败也相对平和并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除了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因素外，人才的汇集也是以色列能够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色列的开国人士是曾经分散流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这些犹太后裔在开创新国家之前，就已经在商业与科技创新领域取得杰出的成绩。犹裔学者Tsvi Vining提出，创业国度的现象与精神，不仅始于以色列建国，更是贯穿着整个犹太经济史。

犹太创业者有三类。一类为18~19世纪的移民创业家，如联合利华、高盛、彭博社、CK、Ralph Lauren等企业，均由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建立。第二类为当代网络科技创业家，如谷歌、Facebook、甲骨文、戴尔、LinkedIn等企业，并大都位于硅谷。第三类是以色列本土创业家，可称为战地创业家，如网络安全行业的CheckPoint，通讯行业的RAD等，也是现在最活跃的一批犹太创业者。

以色列何时被称为“创业的国度”呢？以色列人普遍认为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批高科技创业公司，特别是IT类初创公司纷纷成立，同时政府牵头发展促进以色列的投资环境，以逐渐形成一个活跃的科技创业生态系统。

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商学院做了一项研究，寻找创业国度的源头，即以色列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并且取得成功的高科技初创公司。认为RAD集团是以色列第一家高科技型创业公司，其最早从事IT硬件产品研发与制造。而RAD创始人Zohar Zisapel也被普遍认为是以色列现代创业之父，或者说是以色列的比尔盖茨。90年代开始，Zohar在自己的创业公司内部孵化新的创业公司，被称为是以色列第一家孵化器雏形。RAD孵化出了100多家创业公司，培养出6个上市公司，从90年代开始激励了很大一批年轻人。因此RAD也被称为是以色列最大的高科技发展引擎。同样的现象在硅谷也有案例，“PayPal黑帮”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国内的网易系、搜狐系、腾讯系等也是同样的例子。

另外，以色列政府政策上的巨大扶持和帮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干预政策涉及范围从政府资助、贷款及担保项目到税收优惠等。以色列于2011年颁布了“天使法”(angel law)，鼓励早期的投资行为。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如果投资于本土的高科技企业，就能减免相应额度的税款。同时针对符合相应要求的高科技公司，政府将资助1/2的研发经费，而针对创业公司，政府将资助2/3的经费。此外，以色列政府成立了数十家孵化器，对创业公司可提供85%的研发费用。

为了在全球吸引优秀人才，以色列专门设立了移民吸收部。在移民吸收部中设立科学吸收中心，为科技移民提供就业方面的咨询，并向用人单位提供补助，开始两年用人单位只须支付科技移民工资的15 %—20 %，其余的80 %—85 %由科学吸收中心支付。另外，一些团体和协会也为促进以色列的科技进步发挥了很大作用。如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会由60名以色列最杰出的科学家组成，该学会负责管理以色列国家科学基金，积极向国内外募集资金资助基础研究。

以色列发展局限及中以关系

虽然以色列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在本土，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和反思。Uri Goldberg在其著作《创业国度的未来》(What's next for the startup nation)非常犀利的指出以色列的种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以色列小型创业公司太多，虽然号称硅谷第二，但从未出现过如硅谷一样领导世界的大企业，这样的现象也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关注。

一方面，小企业虽然具有灵活应变且具有较强创新能力，但是较小的规模影响了国民生产效率。Uri指出创新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想法开一个公司，而是不断地反复试错，而小的初创公司则很难应对这些困难。而关于小型创业是否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初创公司们成立第一年会比大公司提供更多的岗位，而一年之后初创公司通常职位有限，能够提供的岗位数量以及岗位增长率都低于大公司。因此，一旦社会遇到外部风险，小的初创公司很难坚持下来，类似希腊、葡萄牙等中小企业为主的国家，将产生多米诺效应难以快速恢复。

另一方面，以色列青年深受犹太文化的影响，大多选择独立闯荡，自己创业，这就造成了一部分优秀的人才快速流动。大家都喜欢“各自为政”，自立山头。因此，这也是以色列难以有大企业出现的一个原因，

由于以色列本地市场的局限性，拥有先进技术的以色列创业公司，客观上需要走出去。而中国市场广阔，同时在中国政府高度鼓励创业的大背景下，更多中国资本向外寻找创新技术，因此中国成为以色列一个重要的海外资本来源。根据IVC的统计数据，以色列每一个来自欧洲的投资者，对应了10个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中国至今已经投资了80多家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相比2011年增加了88%。

根据以色列经济部粗略计算，中国在过去三年对以色列的投资额从零上升至四十亿美元，特别是中国巨头BAT开始深入布局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及基金公司，并成为美国投资者的强劲对手。诸多以色列创业者也越发开始关注中国市场，尽管有仍然诸多文化上的差异，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流与合作，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多动作。

作者：习婉钰，南京大学在读博士，曾留学以色列，公众号：习婉钰Betty。南七道，微言互动创始人，公众号南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