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很可能只是作者或某位传抄者的笔误。如果我们追溯其文献来源以细细考究，这条材料基本上反而可以作为古人的伍子胥纪念日不在端午节的一条证据。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早期文献中介绍的纪念伍子胥的风俗主要是弄潮，与吃粽子、焚艾草、和雄黄酒等等我们熟悉的大部分端午风俗根本不搭界。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相比纪念屈原说还要缺乏解释力。

此外流言中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吴都在今天的苏州，苏州旁边的江是长江，不是钱塘江。如果伍子胥的尸体真的被抛弃到了江中，那条江也应该是长江。钱塘江确实有过纪念伍子胥的风俗，但那只是因为钱塘江也属于吴地而已。而流言中所谓的到伍子胥被投钱塘江，则反映了流言编造者历史、地理常识的匮乏。

纪念曹娥说刚才我们谈到了书法名作《孝女曹娥碑》。这段碑文最早记录了汉代“孝女”曹娥的故事。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

曹娥的这个投江行为，不管是解释为殉父，还是解释为贸然打捞尸体，都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这里我们姑且不看这种愚孝思想，单看故事本身。前面分析过，弄潮的时间一般都是月初或月底。即使我们按照五月初一来计算，“旬有七日”是指十七天，那么曹娥投江的时间最早也是五月十七日，尸体浮出水面的时间则更是不早于五月二十二日，很明显没办法与重阳节所在的五月五日产生关系。这样一推敲，这一说法便更是不攻自破了。

以上三种起源说均存在明显的漏洞，古代学者就已经普遍认识到其不可信了，而现代学术界对于它们的认识则更为统一，除了这位我个人没有查到其任职单位和主要学术经历的“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以外，我个人好像从没有听说过有哪位现当代的文史哲领域的专家仍在支持这些观点的。关于端午节的起源，除了这些显而易见有错误的观点以外，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非主流观点，比如闻一多提出的端午起源于吴越图腾文化的观点。然而，到了今天，即使是这些观点，也都已经被废弃掉了。

到了今天，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人们已经逐渐不再相信什么“恶日”、辟邪什么的古老迷信了，更不会选择像雄黄酒这样有毒的东西来给自己辟邪。而在传媒文化发达的今天，人们想看到激烈的竞技体育赛事并不困难，龙舟比赛的新鲜感也有所下降。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端午节的节俗就只剩下吃粽子这一项了，纪念某一古人的说法也恰好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市场。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观点存在的巨大漏洞，不要受某些“专家”的欺骗。

类似地，清明、寒食的起源与介子推毫无关系，而七夕烧烤节与织女、牛郎之间的关系也来自后人的牵强附会。这些古老的节日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附会上这些有关名人的传说的。那一时期的人，脑洞真的很大。

端午节原本是一个以辟邪为主的节日现存最早的关于端午节的记录产生于东汉时期。这些时代较早的文献无一不指出，端午节是一个以辟邪为主要内容的节日。《玉烛宝典》引东汉应邵的《风俗通义》说：“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瘟。”又如《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汉代以后，辟邪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要内容。端午节在历史上存在的主要节俗，如吃粽子（用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植物包裹，并用同样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五彩绳缠绕的黍或米）、佩五彩绳、用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植物包裹食物、悬挂桃符、悬挂或焚烧艾蒿、张贴或穿戴带有老虎形状的饰物、饮雄黄酒、饮菖蒲酒、浴兰（用煮过兰草的水洗澡，注意这里的兰草和兰科的各种兰花没有关系，而是指的菊科泽兰属的佩兰等一些植物；唐代以前文献里出现的“兰”绝大部分都是指的一些泽兰属植物）等等，在古人眼中，均与辟邪直接相关。

至于龙舟，中国自古以来也有以船送瘟神的习俗，类似的文献和民俗学证据也都很多，比如宋人范致明所撰《岳阳风土记》就记载：“濒江诸庙皆有船，四月中择日下水，击画鼓，集歌以棹之，至端午罢。其实竞渡也，而认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棹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除了龙舟送瘟，民间还有旱龙舟送瘟和纸船送瘟的风俗。毛泽东诗《送瘟诗·其二》末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正是这一风俗的体现。

选择端午节进行辟邪，主要是因为古人认为“五月五日”是个不吉利的时间。这方面的证据也非常充分。如《史记·孟尝君列传第十五》记载孟尝君田文就是生在五月五日的，他刚出生时，他的父亲田婴曾要求田文的母亲不要养活这个孩子，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就是说五月五日生的孩子长到与门楣一样高的时候就会克死亲代。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也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举”是抚养的意思。汉代有两个很有名的王凤，我不知道这段文本指的是哪一个，但是这些文献向我们表明，这种风俗是存在的。

至于五月五日为何不详的问题，古人也是众说纷纭。因为端午节与夏至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在文献中也经常并提，一般都猜测端午节的不详也与夏至有关。文献中记录的最早的五月初五不详的传闻是战国末期的，而这恰恰也是阴阳、五行学说逐渐发展、成型的时期。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五月初五不详的观念，很可能与这些学说的理论难脱干系。

《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称五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这种描述看起来就不太吉利。《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称：“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后汉书·礼仪志中》也称；“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都是认为夏至以后，白昼变短，这是“阴气”的开始。而阴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与病、邪相关。但也有一些早期文献对于五月的不详给出了恰好相反的依据。如《论衡·四讳篇第六十八》记载民间传说：“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这里又认为五月太过于“阳”，所以不祥。既然主观、迷信的说法，也难求一个孰是孰非的准确论断。但文献上持前一种说法的文献似乎更多。它更有可能是五月初五不祥的说法最初产生的原因。

端午节不该“庆祝”吗？端午虽然原本是个以辟邪为主的节日，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庆贺它。毕竟辟邪的另一面就是祈福，加以庆贺也属理所应当。古代端午节时热闹的龙舟表演，欢乐的美食宴会，都是庆贺的直接体现。

古人庆祝端午节的文献记载非常多，我们这里仅举几例以说明问题。例如苏轼《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诗中称“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诗中称“端午”为佳节。又如《水浒传》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但见：‘盆栽绿艾，瓶插红榴。水晶帘卷虾须，锦绣屏开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杯；角黍堆银，美女高擎青玉案。食烹异品，果献时新。葵扇风中，奏一派声清韵美；荷衣香里，出百般舞态娇姿。’”这不显然是欢度佳节的景象吗？

事实上，中外有许多传统节日都源于类似于辟邪、祈福一类的迷信风俗，但都并不妨碍人们庆贺这些节日。例如重阳节就来自古人认为阳九为灾数，期盼可以辟邪求福的心理，但这个节日在中国人眼中也同样是“佳节又重阳”。而春节、中秋节才是真正地来自于祭祀（祖先或神灵）的节日，然而它们却也是今天的中国人庆祝得最开心的传统节日。甚至于后世以祭扫为主题之一的寒食、清明节，它们的另一大主题反而是欢乐的郊游。

端午节当然能够很快乐。图片来源：shutterstock友情提供

今天我们翻看唐宋的诗词，能看到大量的讲述清明节、寒食节游玩之乐的诗词，甚至还能找到很多类似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样的艳遇故事。所谓端午只能安康不许快乐的说法，这不过是某些对中国文化缺乏基本了解的中国文化“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