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曾经在1918年引发横扫世界的大流感的病毒在一个高度警戒的科学实验室里被复制了出来，从而引发了对新一轮大规模爆发这一流感的恐惧。本文将揭秘世界上那些最危险的科学计划。

据西班牙《万象》月刊5月号报道，死者的尸体一直完好地埋在美国苏厄德半岛的永冻层中。这里就如同一个天然的大冰箱，尸体腐烂的速度极为缓慢，以至于让病理学家约翰·赫尔廷认为可以对这个位于阿拉斯加的地区好好挖掘一下，以便寻找引发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毒株，尽管当时距离流感大爆发已经过去了33年。赫尔廷在一个公共墓穴中提取了受流感病毒感染的人体组织的样本，但是他想要在实验室动物身上培养出微生物组织的努力却失败了，而他的计划也被后来的人渐渐遗忘。

再一次的失败和回到原点

报道称，直到90年代末，病理学家杰弗里·陶本伯格也想要解开这个谜团。他想要从300万个受到不同病原体感染的组织样本出发，重新复原病毒。这些样本受到美国军方的严密看守。但是，这个计划也失败了。

然而，已经退休的赫尔廷从这个计划当中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回到阿拉斯加那个因纽特人的村子，重新挖掘得到了新的样本，并把他交给了陶本伯格。根据这些样本，2005年陶本伯格借助现代的遗传学分析手段，终于实现了复原病毒的目标。从80年前死于那场流感的一位妇女的体内提取的肺部切片组织中，陶本伯格复原出了当年可怕的病毒，并把这一发现通过权威的《自然》杂志告诉了全世界。世界为之震惊。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布，陶本伯格和他的团队将那个曾经在1年多时间里造成全球5000多万人死亡的流感幽灵又重新带回了这个世界。的确如此，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陶本伯格发现，1918年流感病毒来源于家禽，而且与2005年肆虐全球，同样造成很多人死亡的H5N1型禽流感病毒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从那以后，以类似的理由复原致命禽流感病毒的想法越来越多，而且引发了有关进行这种可能导致灾难性流感的研究到底有没有必要的讨论。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员阿梅莉亚·涅托指出，“1918年流感病毒在今天可能不会造成那样大的效应，因为今天与病毒共存的人体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抗体和抗病毒能力，此外还有各种抗生素可以避免人体受到感染”。

但是，她也承认在实验室复原病毒的做法会造成很多问题。研究人员的初衷是为了了解病毒可能会造成的最糟糕局面，于是必须从最强大的敌人入手。但是，这些被复原出来的病原体都十分令人恐怖。新的病原家族通过联合其他不同的病毒获得高致病性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而这也正是危险的流行病蔓延的最关键的两个因素。

动物实验也并不能保证完全预测出一种病毒对人类的影响，1918年流感病毒恰好就是这样的例子。最初人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病毒为何如此具有攻击性，因为它不过是在人体之间循环的一种病毒类型。但事实的确如此。

很多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都不能确保在人体内也会产生一模一样的反应。流感病毒都是联合作战，这表明虽然实验室还原了病毒，但这种病毒在其他流感病毒中产生变异，则有可能导致产生不同的作用机制。

事实上，在实验室创造出一个微观凶手的做法并不能保证一定就可以战胜这些病毒的同类。而在一项只能提供各种未知数的强大实验计划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也并不能给予人类更多的安全感。然而，这却是我们正在做的。

云端的困扰

“如果有别的国家试图控制我们的气候，我们有办法监测到吗？”这是美国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研究员艾伦·罗博克某一天在电话里被问到的问题，对方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中情局之所以联系罗博克是因为他是气候研究方面的专家。罗博克的回答是，他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于是对方挂断了电话。但罗博克却再也忘不了这次谈话。情报机构想要控制全球气候的想法从此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这是一通4年前的电话，直到今年2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有关地理工程学的报告之后，罗博克才讲述了这次经历。

事实上，正是美国情报机构介入了这份调查报告才让罗博克感到些许不安。就在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发表几天之后，罗博克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我不禁自问，如果中情局真的在控制全球气候，是不是也会有其他人想要了解这一技术”。

罗博克是敏锐的。国家科学院明确提到了让中情局特工感兴趣的一项战略：通过向大气层释放气雾剂来缓解太阳辐射，或者利用海洋上空的反射云使地球降温。报告指出，使用这些化学物质有可能给臭氧层带来副作用，并对降雨模式、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凭借今天的技术手段无法对这一过程进行监测，因此报告建议尽量不要实施此类计划。

但是报告也敦促政府要严肃地考虑制定可能带来进步的计划的可能性。不幸的是报告的这一结论恰恰与2014年美国国防部就气候变化发布的最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宗旨相吻合。

该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会加剧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导致贫困、政治动荡、环境恶化和社会矛盾。“这些问题有可能引发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活动的肆虐。”报告称。因此，进行地理工程学方面的实验绝非一件小事，它蕴含着潜在的灾难性。

现在已知的这方面实验有美国、秘鲁、德国和俄罗斯进行的有关阻止阳光的实验，以及全球范围内在控制降雨方面的实验。进行此类实验的理由是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大环境，这是必要的演习，但是草率或恶意地利用气候控制技术却隐含着潜在的破坏力。

另一方面，这一问题之所以能以国家科学院报告的形式公之于众，证明了美国在协调利用阻断阳光技术以缓解气候变化效应方面确实存在某种意愿。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地理工程学最有前途的应用之一。但是，不适当地向大气层释放化学物质却有可能导致得不偿失的意外后果。

凭借着在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撰写文件积累的经验，罗博克提出，平流层的地理工程学既有益处也有潜在风险。阻断阳光需要不断地维护。如果突然中止，则可能会造成难以遏制的气候变化和不可估量的后果。

即便成功地控制了气候，也会带来危害，因为会放松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工作的关注，而科学界一直认同这才是首要任务。然而，地理工程学并没有停下脚步。一切能做的都将被尝试。对科学来说，即便是复活猛犸象也存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