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起，城市涌进大量进城务工人员。

1981年年初，前2个月的客运就达到1.21亿人次；1982年春运，仅北京站的旅客量就达到532万人次。为何会有这么大流动量，人们常常会将此归因于一个群体——“盲流”，意指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无稳定职业和常住居所的人们。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在1980年代，形成了四大迁入圈：东部沿海的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因矿产丰富和对外贸易便利、地理位置绝佳的新疆地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集中回乡过年，就常常出现买了票也未必上得了车回得了家的情况，人们常常提着大包小包在车站飞奔，甚至在火车发车前还有不少人从窗口爬进车厢。据统计，1988年有88万人是在火车上站着回乡的。安全过节、平安回家也在这个背景下提出。

这一时期，春节期间的文娱活动全面展开。电视节目不仅明显增多，且题材丰富，不再局限于革命教育，更多贴近生活的电视剧开始被搬上银屏。不过1980年代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举办，不论人们怀着欣赏还是吐槽的心情，这道年夜大餐也已经陪伴了我们整整31年。

经济形势大好，让人们置办年货不再捉襟见肘。1985年北京举办了首届春节商品展销会。

1985年北京举办首届春节商品展销会。

不过，物资和娱乐的丰富却未让人们满足太久，1989年2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上海出现春节冷、圣诞热的现象》，传统的节日亟待在新时代找到新形式和新内容。

1990至今：外出与归家

新形式的关键词是“外”：外出吃年夜饭，外出旅游。

1990年代，“下馆子”吃年夜饭成为流行。1996年，北京市政府提出了“百家饭店迎家宴、百家商场挂彩灯、百家宾馆过大年”的口号。

而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从而形成7天的“黄金周”。黄金周旅游季就此催生。

陈红（左）与蔡国庆（右）在1999年春晚合唱《常回家看看》。

1999年的春晚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响了很多人的心声，春节回家看看老人与家人团聚重新成为社会的呼吁，2013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将“常回家看看”入法。但是这些年回家却渐渐变了味，过年的红包礼品、亲戚朋友的问候攀比，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恐归族”一词应运而生，当“情”逐渐变成“债”，冲淡了春节原有的味道。

作为农耕社会传承下来的节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始终可以找到尽情狂欢的位置，但在新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中，春节却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背景下被揉捏、重塑。

“文革”之前，春节是国家革命和生产大潮下的一场文化仪式，无论工人、农民、军人，所有人都共同参与，是一场“大春节”，虽然物资贫乏，但大家都为浓郁的过年氛围所感动。而从1970年代后期至今，消费市场让年过得越来越充实的同时，也在使其变味。这个时期的“小春节”强调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但回家却也渐渐成为人们“又爱又恨”的尴尬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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