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基金完全颠覆了这种模式，是国家产业投资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和创新。国家不再提供所有资本，而是起杠杆作用，用国家的钱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2014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分水岭。4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发布；9月，1200亿规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成立。政府出手了，中国要重塑信息产业的核心——集成电路产业。

整个产业链被点燃了。很快，国家大基金迅速集结了980亿元资金。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湖北地方政府相继成立地方基金，总规模达700亿元。11月3日，中国最大、全球排名第六大的芯片封测企业长电科技在大基金提供的3亿美元扶持下，出手收购了全球第四大封测企业新加坡星科金鹏。

事实上，在此之前，嗅觉灵敏的央企早就出手了。2013年6月，紫光集团向展讯发出约18亿美元的收购要约；11月，紫光集团再次出手宣布以9亿美元收购锐迪科。

2014年3月，浦东科投向美国上市的澜起科技发出收购要约，并最终以6.8亿美元完成澜起科技私有化。8月，清芯华创、浦东科投要约收购豪威科技，开价17.8亿美元。而这两起收购，幕后庄家均是中国电子。除此之外，中国电子还正在与全球第五大芯片设计公司Marvell商谈合作事宜。

央企大手笔布局之时，Intel、TI等国际巨头也开始加码中国市场。Intel出资15亿美元入股紫光，并且在成都投资16亿美元建设先进工艺封装工场。同样在成都，TI也选了100亿元的建厂计划。而芯片巨头高通则将其28mm芯片交由中芯国际制造生产。

“今后十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将在并购重组中成长，并且逐步成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心。”1月14日晚，记者采访了华山资本创始合伙人陈大同。

陈大同是“文革”后第一批考入了清华大学的学子，是国内首批集成电路专业的博士生，其后于1989年留学美国就读伊利诺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95年，陈大同与朋友一起在美国创办了Omnivision，致力于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并且拿下了这个被日本长期垄断的市场，并且引领市场至今，中国几乎所有手机公司都是Omnivision的客户。

2000年7月，Omnivision在美国上市，而陈大同则在上市之后回国，并于2001年创办了展讯通信。2007年，展讯在美国上市，而陈大同在展讯上市之后急流勇退，投身风投。

陈大同先加入北极光创投、后创办了华山资本，领导了一系列集成电路领域的投资。2013年，北京市政府设立了国内首个300亿地方集成电路产业基金，陈大同及其团队参与了部分基金管理工作。

见证了过去30多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变革、成长、竞争与瓶颈，陈大同对今后的波澜壮阔充满期待。

大基金是国家产业投资的革命性创新

《21世纪》：最近两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异常活跃，发生了大规模的并购，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还成立了千亿规模的国家大基金，更多的动作还在悄无声息地发酵。你如何评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现状？如何来理解政府此次的布局逻辑？

陈大同：中国最早的集成电路产业，都是依靠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国企、研究院支撑，在全球开放竞争的时代，大多被市场淘汰了。后来国家在90年代启动了著名的908、909工程，但也没能根本解决问题。其根本原因其实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投资模式并不适合集成电路产业。

不过，2000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上海市联合国外及社会资本在张江建立了两个国际水平的集成电路制造代工厂——中芯国际和宏力，是两个真正市场化的企业，同时国务院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这吸引了一批海龟回国创业，带动了一波创业浪潮，以民间资本、风险投资为主，结合地方政府激励，很多集成电路公司成立，短短几年出现了600多家芯片设计公司，这期间，国家工信部电子发展基金、重大科技专项、863计划也提供了很多支持。

十年多来，这批企业大浪淘沙，成长出一批龙头企业。

但是，进入2013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开始出现两个瓶颈。一是，制造的投资跟不上，现在制造的投资都要达到百亿级，而且5年之内不可能盈利，所以社会资本大多退出这一领域。制造的产能、工艺跟不上发展，绝大多数设计公司都把订单拿到海外去生产。

另一个瓶颈是并购。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并购自然出现，2013年紫光收购展讯给很多企业打开了一扇门，以龙头企业为平台，行业里一系列的并购开始出现，这也会吸引更多的创业公司，他们未来可以成长，也可以被收购。

如果说过去十多年的市场竞争是“春秋战国”，那么接下来十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将是围绕这些龙头企业进行的并购、整合。当初硅谷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企业也是这种模式。

但是，打破制造瓶颈、收购，都需要大量资本，而且想要不那么逐利的资本，只能由国家来投资。

所以，2012年底，上海市政府联合四家企业，给国家领导写了一封信，国家开始启动了集成电路产业布局。后来，斯诺登事件引发了国家对信息安全的越发重视，又加速了这一过程。

2014年4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正式发布，明确了设立有战略性、市场化运作的产业基金，用国家的小钱撬动大钱，这是中国产业投资领域一次革命性、天翻地覆的变化。

《21世纪》：你认为这次的国家大基金“市场化”吗？跟政府以往的产业扶持手法有什么不同？

陈大同：过去，国家主导的投资项目都是计划经济路线。全部是国家投资，发展计划由发改委、工信部等主管部门制定，与市场距离比较远。国家的钱是唐僧肉，没有明确的投资回报要求、没有投资责任监督，结果这些投资的收益有限。

这次大基金完全颠覆了这种模式，是国家产业投资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和创新。

首先，国家不再提供所有资本，而是起杠杆作用，用国家的钱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比如大基金，国家出的钱只有300多亿，其余的钱则由基金公司向社会资本筹集。大基金其余的近千亿资金都来自一些央企。所有这些投资，都是有监督的。国家的钱也不是无偿的，走的是贷款形式，要偿还本息，其余几家企业的注资，也有明确的企业考核约束，均要求回报，因此基金必须按照市场化运作。

其次，来自企业的声音占据主导。国开行、工信部，仍然有团队参与战略计划的制定、基金的运作，国开行的团队主要负责投资项目的运作、工信部主要负责产业方向，但是政府部门不再主导方向，发展计划“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基金管理团队联络了所有龙头企业、地方政府、研究机构，甚至华为、中兴、联想、浪潮、TCL等最终客户，他们对于大基金的战略部署都会提出很多意见，集思广益，就能看到整个产业链的真正需求，并据此制定真正符合市场需要的投资方向。

变化很明显。以前，国家的一些投资项目会议，与会者大部分是学院教授、国企领导、主管部门，很少有企业及市场的声音。但现在，市场声音已经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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