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什么是社会的一般“常识”，其实是很难认定的概念。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专业不同，其所理解的“常识”自然也不同。作为初等教育的授课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般社会群体应该了解的历史“常识”。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微博中指出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存在“严重谬误”，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纂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之“历史3必修”为例，课本中关于“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的诸多论述均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即将“活字印刷术”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一同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舍弃“印刷术”而取“活字印刷术”，这不仅有违于经典论述，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辛德勇微博

其实，在这条微博发布之前，辛教授即就此问题在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记者根据辛教授提供的信息对此略作整理，以期向读者揭示我们所了解的“常识”距离历史事实究竟有多远。

历史教科书怎么说“四大发明”？

辛德勇教授告诉记者，几个月前他参加了一次中学教材审议会，会议期间他翻阅现行某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发现了这一问题。不过他没有查阅其他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尚不清楚具体情况。

于是，记者查阅了当下通行的不同版本的初、高中历史教材。目力所及，各版本教材对“四大发明”的论述或有提及，或未提及，而“活字印刷术”通常编排在“中国古代的科技进步”或“宋元时期的科技进步”等主题的章节中，教科书编者多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成果，并予以高度评价。在此，笔者仅就不同版本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四大发明”条目之论述列于下表。

除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3外，几个版本的教材都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并列为“四大发明”。那么，在此之前的中学教材中是如何论述的？

人教新课标七年级下“灿烂的宋元文化一”中关于“四大发明”的论述

记者查阅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图书馆所藏可见的中学历史教材发现，其实在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即有“四大发明”的论述，其中提及的也是“印刷术”。此后，五十年代的教科书记者未能寓目，而在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编的《中国历史》第二册（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宋元时期的文化”一节中，谈到宋代的科技发明时，称“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宋元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在记者过目的大多数历史教科书都是将“印刷术”（而不是“活字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之一，没有犯辛教授所指出的错误。

“常识”vs.“事实”：历史教科书都说错了些什么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3“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

“隋唐之际，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人们已经采用了彩色套印技术，宋刻本被后世藏书家视为珍品。11世纪中叶，北宋平民毕升（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它既经济，又便捷，是印刷业的一大革新。”

以上两段文字来自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3中第八课“古代中国的文明和发现”，这也是辛德勇在微博中提到的教材。虽然总共只有四句话，但辛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

问题一：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清楚“四大发明”这一说法是怎么回事。

其实，先于“四大发明”出现的是“三大发明”，这个说法是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来的。培根认为，印刷术（printing）、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新工具》，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

此后，培根这一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认可。

麦都思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外国传教士，曾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出版、印刷中文书籍，并组织人力翻译《圣经》。麦都思在《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马克思则在论著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经济学手稿（1861—186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将“造纸术”列入其中，构成“四大发明”的是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此人曾在墨海书馆协助麦都思工作，在麦都思离开上海后，他主持墨海书馆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四大发明”的清单后来被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发扬光大，李氏在1943年提出这一说法。

此后，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in Westward）一书中对所谓“四大发明”的论述中提及的也是“印刷术”（printing），而非“活字印刷术”（Movable-Type Printing）。

由此可知，无论是“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置身其间都是“印刷术”，而不是作为中国古代印刷术之一种的“活字印刷术”。

问题二：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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