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候，”布朗说道。20个胚胎中，可能只有1个能被成功改造，而改造成功的动物，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源动物(founder animal)。到了这一步，每个人都会庆祝一下。在我们看来，SAGE实验室的科学家制造RNA、注射胚胎的方法似乎很简单，很多实验室也在用同样的步骤培养基因工程动物。正如SAGE的首席执行官戴维•斯莫勒(David Smoller)说的那样，这是可以“量产”的基因组编辑技术。

CRISPR已经勇猛地踏上了商业化的征途，研究人员和商人都在为这种技术设想新的商业用途，其中的某些想法甚至有些狂妄。运用这种技术，医生或许可以在怀孕早期的妇女体内，改造与唐氏综合征有关的异常染色体；育种人员可以重新向抗性杂草的基因组中引入对除草剂敏感的基因；我们还可以复活已经灭绝的物种。这当然会让有些人感到害怕。比如，最近就有一些警告性的头条报道，将这种技术形容为“扮演上帝的好方法”，或者“瓶中妖”。这些文章担心，当我们急于摆脱疟蚊，太想治好亨廷顿病，或者期望“设计”出更好的婴儿时，我们也可能是在创造一个充满有害新基因的“侏罗纪公园”。

以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提出的“灭蚊项目”为例。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生物安全分析师托德•库伊肯(Todd Kuiken)认为，战胜疟原虫是一回事，但要消灭这种寄生虫的载体，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项任务。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根除疟疾这种每年感染两亿人、杀死60万人的疾病，我们就不得不小心，自己是否会制造出10个新麻烦。“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真要这样做吗？’如果答案是‘是’，我们有哪些可用的系统？有什么样的保障措施？”

科学家正在快速行动，他们希望预见CRISPR技术最可能的危害，并制定应对措施。2014年7月17日，当哈佛大学的团队发表一篇讨论如何用CRISPR消灭疟蚊的论文时，他们也在呼吁公众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也指出了基因改造在技术与监管上的窘境。该团队的生物伦理学家让蒂宁•伦斯霍夫(JeantineLunshof)说：“CRISPR的发展如此迅猛，很多人还没听说过这种技术，但是我们确实正在使用它。这是一种新现象。”现在，在伯克利的创新基因组计划(Innovative Genomics Initiative)的框架下，杜德娜正在组建一个团队，专门讨论应用CRISPR的伦理问题。如果对伦理问题的担忧，扑灭了人们对CRISPR的热情，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例如，2014年6月，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报道，他们直接从尾部向动物体内注射CRISPR，治愈了患酪氨酸血症(tyROSinemia，一种的罕见肝脏疾病)的成年小鼠。这种疾病由一种突变的酶引起。研究人员向小鼠体内注射了3种gRNA序列和Cas9蛋白，以及突变基因的正确DNA序列。小鼠的每250个肝脏细胞中，就有1个插入了正确的基因。接下来一个月，被“修正”的肝脏细胞蓬勃生长，最终取代了1/3的病变细胞——这足以使小鼠摆脱上述疾病。2014年8月，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病毒学家卡迈勒•哈利利(Kamel Khalili)领导的研究人员报道，他们已经用CRISPR在数个人类细胞系中对HIV病毒进行了剪切。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哈利利一直奋战在对抗HIV/AIDS的前线。对他来说，CRISPR是场不折不扣的革命。尽管艾滋病治疗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今天的药物仅仅能控制病毒，仍然不能根除疾病。不过，运用CRISPR，哈利利团队已经彻底从细胞中清除了HIV的完整DNA拷贝，将受感染的细胞转化了成无病毒细胞。并且，除了“清洗”已经感染病毒的细胞，CRISPR还可以将一段病毒序列整合进未受感染的细胞中，对其进行免疫——正如杜德娜和她的团队在原始的细菌中观察到的那样。你可以将这种手段称作“基因疫苗”。哈利利说：“这是终极的治疗方法，如果你在两年前问我，‘你能精准地切割人类细胞中的HIV吗？’我可能会说这非常困难。但现在，我们做到了。”

可编程的细胞

通过轻轻地挤压细胞，就可以让一些大分子或纳米材料进入细胞，进而改变细胞的运作。

假如人类能让体内的细胞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运作，比如让它们适时地合成胰岛素，或去攻击肿瘤，那么许多健康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不过，实现这一愿望并非易事。现在普遍使用的方法是，利用病毒穿透细胞膜，对细胞进行干预，但这样会对细胞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不经意间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他们当时正尝试用显微水枪向细胞注入一些大分子和纳米材料。这些物质可以改变细胞的运作机制，同时又能保证细胞存活。化学工程师阿蒙•沙雷(Armon Sharei)发现，水枪的冲击使部分细胞的外形产生了短暂的畸变。

令人吃惊的是，当细胞的外形处于畸变状态时，注射的物质成功地进入到了细胞内。沙雷说道：“这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让细胞在足够短的时间内产生形变，便可暂时克服细胞膜的阻碍。”不管怎样，显微水枪还只是一种较为粗放的方法，下一步工作是找到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挤压细胞。

为此，在显微流控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克拉夫•F•延森(Klavs F. Jensen)，以及另一位生物领域的先锋人物罗伯特•S•兰格(Robert S. Langer)的带领下，沙雷开发出了一种以硅和玻璃为材质的微芯片。这种芯片的表面，预先蚀刻了供细胞流动的通道，随着细胞流动的方向，通道逐渐收窄，直到细胞无法继续向前行进。此时，被卡住的细胞因受挤压而产生形变，细胞膜上便会出现小孔。这些小孔的直径，足够许多可改变细胞运作的介质通过，如蛋白质、核酸、碳纳米管等。

这项技术甚至能将介质成功引入脆弱的干细胞

关注天下网吧微信,了解网吧网咖经营管理，安装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