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连线》杂志近日刊登封面文章，细致披露了该刊对“棱镜门”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独家采访过程，并详细还原了这位全球“头号通缉犯”决定揭露惊天内幕前后的心路历程。

以下为文章全文：

神秘人物斯诺登

一条消息发送到我的“纯净电脑”上，那是一台MacBook Air，上面只装了一个复杂的加密软件。“计划有变。”我的联系人说，“下午1点到XXX酒店大厅。带上一本书，等着ES找你。”

ES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简写，他堪称当今世界的“头号通缉犯”。9个月来，我一直在尝试各种能够采访到他的办法——我两次前往柏林和里约热内卢，并多次赶往纽约，为的就是与他的密友沟通，以便安排一次会面。在我渴望了解的诸多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斯诺登泄露了数十万份绝密文件，披露了美国政府规模庞大的本土监控项目？

今年5月，我收到斯诺登的代理人、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本·维茨纳(Ben Wizner)发来的邮件。他向我确认，斯诺登同意在莫斯科与我见面。在此后几周的时间内，他抽出整整三天时间与我一起闲逛，一起聊天。自从他2013年6月到达俄罗斯以来，我成为了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记者。但我们约会的详细信息依然被神秘的氛围笼罩。我到达莫斯科后，对于他将在何时何地与我见面，完全没有一点消息。但现在，当一切结束之后，所有的细节都可以公之于众。

我住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Hotel Metropol)里，这座充满想象力的沙色建筑,是俄罗斯帝国新艺术运动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件不朽作品。它建成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掌权后，它成为了苏联的“第二宫”。在这间餐厅里，列宁经常穿着厚大衣和高筒靴对他的信徒们高谈阔论。现在，他的画像仍然装饰在酒店外面的一块大匾上。画中的列宁恰到好处地扭了扭脸，没有直面与之仅隔一个街区的“新俄罗斯”——无论是宾利、法拉利，还是海瑞·温斯顿、萧邦，各种奢侈品在那里一应俱全。

在担任调查记者的30年间，我曾多次住在大都会酒店。20年前，我在这里采访了维克多·切尔卡辛(Victor Cherkashin)。那位克格勃高官曾经负责监督美国间谍阿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和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1995年车臣战争期间，我再次入住该酒店时，我见到了尤里·莫丁(Yuri Modin)，这位苏联特工领导了英国臭名昭著的“剑桥五人”特务组织。当斯诺登窃取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机密文件飞往俄罗斯后，华盛顿有很多人都指责他早已与俄罗斯特工串通一气。但据我所知，这一指控没有任何确凿证据。

我承认，相似的经历让我对斯诺登心生好感。与他一样，我也曾经效力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NSA”)。我是在越战期间为美国海军服役时在那里任职的。之后，身为一名在法学院就读的预备役军人，当我偶然发现一个非法窃听美国公民的项目时，便告发了NSA。我在“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针对该项目举行的闭门听证会上作证。在这个国会调查部门的领导下，美国在1970年代对情报滥用问题展开了彻底的改革。

最终，当我毕业后，我决定写一本书，那也成为了第一本专门描写NSA的书。曾经多次有人威胁要以违反《间谍法案》为由起诉我。这部1917年颁布的法律恰好也是美国政府起诉斯诺登的依据。(具体到我，那些威胁没有根据，所以并未付诸实施。)自那以后，我又写了两本关于NSA的书。还在多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包括《连线》杂志之前有关NSA的两篇封面文章)，并出版了众多书评、专栏和纪录片。

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没见过像斯诺登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独特的后现代告密者。自从他去年6月消失在莫斯科机场后，很少有人亲眼见过他。但他却始终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只不过，他不仅没有国籍，而且从不暴露真身。无论是在SXSW大会上接受采访，还是领取各种人道主义大奖，他的笑容总会浮现在大屏幕上。在今年3月在TED大会上接受采访时，他甚至更进一步，把自己的实时视频图像传输到一个小屏幕上，然后安装在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机器人身上。有了这样一套装置，他就能在会场“四处走动”，与人攀谈，甚至跟人合影。

这番景象似乎完全逆转了小说《一九八四》中的情节：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突然之间主导了大洋国的荧光屏，四处推广加密技术，并且公开谴责“老大哥”对人们隐私的种种侵犯行径。

当然，斯诺登对于面对面的采访依然十分谨慎。在准备采访内容的过程中，《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让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篇由格雷格·米勒(Greg Miller)撰写的报道叙述了与联邦调查局(以下简称“FBI”)、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CIA”)和美国国务院高官的日常会议内容，所有的与会人士都极度渴望将斯诺登“捉拿归案”。一位官员对米勒说：“我们希望他能愚蠢地登上某架飞机，然后让我们的盟友对那架飞机发出指令：‘你已进入我们的领空，马上降落。’”可惜，斯诺登没有那么蠢。自从他在俄罗斯消失后，美国似乎就失去了他的所有线索。

在前往约定的酒店采访的路上，我尽力避免被人跟踪。那家酒店地处偏僻，只能吸引很少的西方游客入住。我在大厅里找到一个地方坐下，面朝正门，然后打开一本事先约定好的书。很快，斯诺登就从我身旁经过。他穿着深色牛仔裤和棕色运动服，右肩上还挂着一个大号的黑色双肩包。在我起身与他并肩同行前，他始终没有看我。“你刚才在哪里？”他问，“我没看到你。”我指了指着我的座位打趣道：“你跟CIA一起吗？”他笑了。

进电梯时，斯诺登似乎有话要说，但一位女士突然闯了进来。所以，我们都默不作声地听着波萨诺瓦舞曲中的经典之作《Desafinado》，跟随着电梯逐层上升。出了电梯后，他指了指一扇窗户，那里可以俯瞰莫斯科的天际线——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已经彻底掩盖了7栋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的光芒，当地人管那7栋建筑叫StalinskIE Vysotki，意思是“斯大林大厦”。

现在，他来到俄罗斯已经一年有余。他会前往没人能认出他的当地的杂货店购物，他甚至已经学会了一点俄语。这是一个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它比纽约更干净，但也比华盛顿更复杂。在这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今年8月，斯诺登的临时避难许可将会到期。(8月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向他授予延期避难许可，意味着他可以在俄罗斯再居住3年。)

走进斯诺登为采访预订的酒店房间后，他把背包、棒球帽和一副深色太阳镜扔到床上。他看上去身材单薄，消瘦的面庞和一缕淡淡的山羊胡略显憔悴——他的山羊胡似乎是从昨天刚开始蓄的。他戴着一副长方形的半框眼镜，上面印着博伯利的商标。淡蓝色的衬衫至少比他的身材大出一个号，宽宽的腰带收得很紧，脚上穿着一双Calvin Klein休闲鞋。总之，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满怀真诚。

斯诺登对情报界所谓的“作业安全”十分重视。我们落座后，他把手机电池取了出来。我把iphone留在了自己入住的酒店。斯诺登的联系人反复警告我，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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