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和电影，这是普通人了解间谍最常见的渠道，其中也给我们很多可信赖的原型。比如说英国间谍都是绅士男子汉，不易屈服但比较好色；俄罗斯间谍身材矮胖，留着大胡子，出身相对低微，脸上经常有刀疤；背叛者被捕前的最后时刻多半急着焚烧材料或者是给发黄的《泰晤士报》拍照，被捕后面临残酷的测谎实验。而斯诺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过去一年，他是怎样走过来的？

中情局前局长的预言并未成真

美国前任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相信，这很可能也是斯诺登的结局。去年9月，他曾说：“斯诺登的余生要搁浅在俄罗斯——— 过着隔离、无聊、孤独、压抑、被酒精浸泡的生活。”

但应邀前来接受访问、在酒店房间里露面的斯诺登看上去和以上形容词全然没有联系。在逃亡到俄罗斯后的一年里，他不是被隔离，而是比以前更自由了；如果精神上感到压抑，至少不曾表现出来；而且在7个小时的对话结束后，他甚至拒绝了一杯啤酒———他说自己根本就不喝酒。

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正在筹拍一部以斯诺登为原型的电影，原想把主角包装成好像007那样彻底的英雄，但在莫斯科访问斯诺登时，他发现斯诺登根本是“非传统意义间谍”：他很安静，自我约束力极强，非常低调，谈话中使用的学术词汇级别很高。如果斯诺登有弱点———相信很多人都在寻找他的弱点———那么在以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情报员的身份泄密并逃亡后的13个月里，他很谨慎，并没有露出任何弱点。

来到莫斯科后，斯诺登还坚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他的手表上还是美国东部时间，比一般人晚了好几个小时。起床之后他会打开3台电脑中的任意一台，这是出于安全因素，同时他还使用加密文字。对于目前的生活，他觉得和以前在美国差不多，仍和网络科技联系紧密。

他说：“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我过得很惨，目前看来他们都要失望了。”

《卫报》记者艾文一年前在香港见到斯诺登的时候，他没有刮胡子，没梳头，身穿T -恤和牛仔裤。此时于莫斯科再见，31岁的他明显“物质化”很多，身穿黑色裤子，质地和做工高级的合身西装，头发梳理整齐。只是相比一年前他更加削瘦，脸色更苍白了。

他开玩笑说：“可能我离死只有三步之遥了。我吃得不多，以前总是非常忙，现在能让我专注的工作很少了。”

采访前我们不知道要去什么酒店，此前他唯一接受采访的美国媒体是N BC，那是今年5月，是在一间匿名酒店里进行的。这次他选择到我们的酒店来会面，见到熟面孔艾文时两人热情握手，毕竟一年前谁都不知道还有机会再见。

在斯诺登看来，一年中很多关于自己的报道只能说明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前同事们工作能力太低，例如嘲笑他是酒鬼或者怀疑他曾藏在玻利维亚总统的专机里。

他说：“哇，看来他们的情报糟透了，就这样还进行全天候监听？要么就是他们决定用这种方式彻底羞辱拉丁美洲国家总统和他身后代表的几千万民众。让总统专机在维也纳迫降并实行搜查实在是太糟糕了！而类似的错误还在继续，好像他们根本不想抓住我，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在政府内部有朋友！”

自己做饭购物不想成为俄罗斯人

虽然以逃亡者的身份被监视居住，但斯诺登经常自己做饭，他最喜欢日本拉面，因为最简单。他也能经常外出，他说：“我并非活在完全秘密的时空，相反我的生活很公开，我不想变成明星式人物，不想所到之处都被人关注，更不想要媒体的过分关注。”他承认自己的俄语讲得还不够好，亟待提高，因此很少用俄语在社交网站上留言，这样容易造成麻烦。媒体上偶尔会流出他的照片，一次是在莫斯科一艘游船上，一次是推着购物车在街上，他自己并不关心这些长焦模糊照片。外出是否要伪装呢？他否认自己会戴夸张的眼镜、假鼻子和假胡须，他说：“一顶棒球帽和一副墨镜就能出门，这就是我的伪装。”

他并不像报道中所指为俄罗斯某机构工作，不过短期内他不用为财政问题担心。除了之前做合同情报员的丰厚积蓄外，他也通过演讲挣了不少外快，此外他获奖很多，奖金也很慷慨。他正动议成立一个“自由媒体基金会”，希望能帮助记者们在安全条件下自由交流。

被问到在俄罗斯今后的生活，斯诺登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他清楚自己是在监视状态下生活———同时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监视，只要行踪和日常生活不打乱，相信被骚扰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也不想成为“俄罗斯人”，一直呆在这里。和他亲近的人总说，如果想重新回到美国或者赢得美国人的心，必须更高调澄清自己的观点，斯诺登总强调人们误会了他，但具体细节却不肯说明。最近他开始尝试着交朋友而不是制造敌人，希望缓和西方观众对他的看法。

认为斯诺登是叛徒的人相信，就算他不是双面间谍，也是克里姆林宫手中“有用的白痴”。他说自己没有向俄罗斯泄密任何一份文件，他所携带的秘密俄罗斯什么都没能获得，一开始他也不想来俄罗斯，更不曾预料会在这里呆这么久，来到俄罗斯全然是因为偶然：“这是个现代化国家，而且对我很友好。”但他更期待的是能自由旅行的生活。围绕在他身边有很多阴谋论，不少人怀疑他是俄罗斯间谍，《经济学家》的专栏作家爱德华·卢卡斯更是直言，如果见到斯诺登一定拉着他去警察局。斯诺登淡淡地说：“这些说法都很疯狂，他们怀疑我在2010年9月去印度是为了会见俄罗斯情报人员或者某个中间人。其实那次旅行是因为公务，我前往美国大使馆，工作任务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编写程序。这些阴谋论不会伤害我的名誉，因为阴谋中所说的都不是我。如果真的有一丝一毫确实证据证明我是俄罗斯间谍，那么明天中午我就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

就算不是克格勃，也有很多人指责斯诺登的泄密给西方的情报收集造成致命打击，他如何面对这样的指责？他说：“人们知道数字化交流会被监听，可是没有人因此停止数字化交流。因为唯一的选择是“要么接受风险，要么永远不进行数字化交流”。至于有人担心恐怖组织和武器扩散组织不再使用数字化通讯，这倒是个好消息，如果真因为我泄密，恐怖分子就不再使用现代通讯网络，从安全上对美国是有好处的，我们没有损失。”

也有人指责斯诺登宣称泄密是为了维护民主，但是这么做恰恰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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