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报实习记者 王小莓/文

15万、20万、30万、35万、36万。

20天里，《中国好声音》的广告费从每15秒15万，飙升到每15秒36万。楼志岳现在的烦恼是，送上门的钱没法收。

楼志岳是浙江卫视营销中心副主任，“现在节目的广告时间已经都排满了，想投放广告的企业太多，我们也没办法安排。”看着办公桌上堆积的排队等候投放广告的20多家企业文案，他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

一部电视大片——《中国好声音》突然来袭，重新掀起草根娱乐节目狂潮，收视率一反近年来音乐节目持续低迷的景象，首播即高达1.5，第二期更飙升至2.8，即使是重播的1.13，也超越今年所有音乐类节目的首播收视。

“现在《中国好声音》是不管哪一天哪一个时段，都是全国收视率冠军，包括电视剧、综艺节目等。”该节目宣传总监、来自制作方灿星的陆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人红是非多，网络上关于《中国好声音》收入的各种猜测层出不穷。以每期节目22分钟广告，每15秒广告费36万计算，一期《中国好声音》的广告费就是3000多万。这笔钱以及数千万冠名费还只是显性收入，在制作方、播出方、导师、选手看来，还有更多隐性的金矿等待他们去发掘。

对赌协议

承诺节目收视率会达到一个点，低于这个点将采用对灿星不利的分成模式，高于这个点，灿星将获得巨大回报

从国外引进节目版权实现本土化运作，成功运作《中国达人秀》的灿星制作有着丰富的经验，但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浙江卫视，与灿星几乎同时看中了源自荷兰的《The Voice》。当灿星积极联系荷兰授权的中国总代理时，浙江卫视也联系到荷兰的版权方。浙江卫视和灿星一拍即合，最终以200万元的版权费拿到了《The Voice》在中国的三年版权。

不管是浙江卫视还是灿星，都对这次他们共同开创的合作模式感到非常满意。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中国好声音》的制片人程伟将其称为“紧密捆绑式的合作关系”。

“这是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不是简单的制播分离，也不是平台购买，而是一种共同购买版权、共同投资、共同制作、共同招商，共同受益的全新合作模式。”程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以前电视台与制作单位的制播分离合作模式，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合作，电视台牢牢占据强势地位，即电视台根据节目样片一次性购买，估价的标准是可能获得的广告收益。而制作单位为了获得收益则尽量压低制作成本，从而使质量下降，广告达不到预期，最终导致电视台中止合作，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这种合作模式的弊端，陆伟深有感触：“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很多制作公司都做不下去，转做其他了。”

正是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弱势局面，凭借雄厚的制作团队，灿星制作向浙江卫视提出“对赌协议”，即承诺节目收视率会达到一个点，低于这个点将采用对灿星不利的分成模式，高于这个点，灿星将获得巨大回报。

对于具体的收视率指标和分成比例，陆伟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只说：“毫无疑问，现在我们是全国第一。”

在团队的配比上，双方都调出了最优秀的人员。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和《中国梦想秀》的团队大约100人，灿星的《中国达人秀》团队约200人。节目制作是以灿星为主，总导演是灿星的金磊，5个副导演中3个来自灿星的，2个来自浙江卫视的。浙江卫视主要负责技术力量、技术保障部门和招商工作，包括录制、电视车、后期的设备等。

用程伟的话说：“浙江卫视更像是一个操盘手。”

照猫画虎

中外节目制作水平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就像画画一样，每一个绘画大师刚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节目制作也一样

把一个国外的节目创意到成功移植到中国，这中间的路并不好走。

在程伟看来，中外节目制作水平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就像画画一样，每一个绘画大师刚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节目制作也一样，但关键是适度本土化。

谈到与原版的差异，程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总的来说，我们是非常尊重原版的，中国与国外版本的最大差别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编排方案，我们中国的版本做10期，国外版本更长，比如14期等等。我们会把盲听阶段的比例放大到6场，对战缩短到2场，Live Show和盛典缩短到一场。这个也是借鉴了在其他国家播出的经验，再加上中国本身的一个收视习惯和情况，最后跟版权方一起讨论作出的决定。二是叙事结构方面，中国百姓可能对于过快的剪辑方式不适应，我们会把故事的剪辑节奏降慢一些，比较符合中国老百姓想了解一个好声音，更想了解选手背后的故事的需求。”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后端产业链的开发才是成功的关键。

显然，灿星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它自身拥有很好的平台和资源，比如全亚洲最著名的音乐平台Channel V和连续举办了16届的《华语音乐榜中榜》，“这些都会给学员一个很好的平台进行推广，通过《华语音乐榜中榜》的影响力，它会吸纳到很多专业的歌手、制作人和音乐大师跟我们的学员进行合作，制作一些新的歌曲等。”在高速公路嘈杂的汽笛声中，陆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线上部分主要是和一些网站和数字音乐平台合作，对于导师挑选出来的特别有实力的学员，我们会帮他们制作专门的音乐专辑。”

更有创意的开发是关于线上线下产业的一个设想，陆伟接着说：“线下我们会在全国知名的连锁的演绎酒吧中，举办我们称为V-house的驻场演出，选手们都可以去参加，还有一些小型的歌迷见面会等。此外，我们还有全国的巡演，我们最后一期节目是9月14日播出，21日我们就启动澳门全国巡演第一站。甚至还有海外巡演的计划，包括新加坡、美国等也都在计划当中。”

无薪导师

导师们不拿底薪，只等待业绩暴增之后的高额分红

对于四位明星导师刘欢、那英、杨坤、庾澄庆的酬劳高达2000万的传言，浙江卫视和灿星方面均予以否认。

陆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我们的导师是没有出场费的，没有按场次付酬劳，也没有打包一次性付酬劳。我们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进行整个产业链的开发合作，导师们将参与后期的开发分成。”

换句话说，导师们不拿底薪，只等待业绩暴增之后的高额分红。导师们的投入保证了节目的高质量，广告价格不断攀升。另外，参赛选手们的前景更有保障，因为导师们的利益和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导师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培养他们，才能名利双收。后期的产业链开发不仅仅能为选手带来经济利益，更能实现选手的音乐梦想。

有了这样的收入分配方式，就很容易理解导师在场上的全身心地投入，为争抢优秀学员不惜使出浑身解数，这也成为节目中的一大亮点。

除了可以预期的分红外，更现实的好处是导师的身价也随着节目的爆红而一路看涨。据说因为参加此活动，导师们的身价至少涨了10倍，杨坤原定的32场演唱会更是不断增加。

另外，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还有和中国移动合作展开的彩铃下载业务，即每一位学员在节目中演唱的歌曲都会制作成彩铃，彩铃下载的收入便由中移动、节目组和该选手所属的明星导师按比例分成，有人估测明星导师的此项收入不会低于2000万。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中移动怎么合作还没定。只是刚刚谈好会推这些学员的铃音包，但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种线上推广方式，能产生多少收入并不是重点。”陆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6000万豪赌

加多宝用6000万获得《中国好声音》的冠名权，而当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节目根本还不存在

今年5月，在杭州举办的《中国梦想秀》盛典上，台上由名嘴周立波主持，台下坐着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告客户，而重点则是推介《中国好声音》。正是以这种方式，浙江卫视没有选择在全国各地进行地毯式宣传，而只选取了全国15个重点城市举办推介会，却取得巨大成功。

楼志岳对当时招商的情形记忆犹新，“节目没有在国内录制前，我们先拿国外原版的节目给客户看，在加上我们四个导师早就决定了，有这四个大牌加上我们的节目模式很吸引人，当初就有一大批客户直接投了广告。”

加多宝一直是浙江卫视的老客户，在杭州的推介会上，加多宝方面就有意冠名。经过一个月的协商，加多宝终于拍出巨款拿下冠名权。

谈到与加多宝的合作，楼志岳感慨6000万的冠名费的确不低，但很佩服加多宝团队的执行力和营销能力，“他们押宝成功了，我们没让他们失望。”

楼志岳将吸引加多宝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节目的理念和他们的宣传理念比较吻合，我们想要打造的是一个音乐节目，重点突出的是‘正宗好声音’，加多宝的宣传口号是‘正宗好凉茶’。两者的契合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加多宝方面营销的需要，因为它和广药的竞争，今年在所有卫视都加大了广告投入。”

“节目播出的第三期，广告就涨到36万15秒了。预售的价格是15万15秒，这个价格都算很高的了，因为《中国达人秀》的广告据说才20万15秒。”楼志岳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根据广电总局的规定，每一个小时的节目允许播出12分钟的广告，90分钟的纯节目可以做22分钟的广告。现在《中国好声音》正好达到22分钟，已经没有空余的广告时间了，但不断要求来投放广告的商业仍然络绎不绝。

这似乎重现了当年超女的疯狂，《中国好声音》似乎有点石成金的魅力，只要与其合作，就会受益增光。假若果真如此，那么未来与其合作的演艺吧、唱片公司、电视台、平面媒体、杂志、网站等等都将有机会分吃这一个香饽饽。